超市看报纸的日本老人，似一头开怀畅饮的“鹿”

原文首发于微公号：在日寻唐2

如果我爷爷建在的话，今年91岁，比刚刚去世的杨振宁小12岁，比杨老的遗孀，翁帆女士大42岁。

爷爷去世很多年了，当时我还在国内，刚巧正在家中，我就守候在他的身旁，看他吐出了最后一口血，血是黑色，然后咽气的。

爷爷的死因，是老衰，是常年吃药的副作用所致，内脏坏了。

爷爷去世后，当夜被运回老家，在村里的堂叔家支起了灵棚，我和当家户族的众人，最后陪伴了他三天三夜。当时正值严冬，那时日北方本该天寒地冻，却艳阳高照，出奇的温暖，以至于爷爷的身体置于冰棺中都变得肿胀。

我妈看到这种情况，就和我讲：以后你们李家，一定发！

爷爷生前 我为他拍摄的照片

我已经很久没想起他来了，也没有“发”。我只是今天中午，一个人坐在超市的就餐区域，百无聊赖地吃着便当，看到桌子正对面，一位年事已高的日本老人，半斜着身子正对着我。通过侧面打量，他那认真阅读的神态，悠然且放松，似一头在秀美湖水边恣意畅饮甘泉的鹿。

那个瞬间，一下子让我想起爷爷来。他在世时，也喜欢读书看报，也似鹿，只是深陷遍布沼泽危险境地，身体疲惫，又沾满泥泞，当初他若想喝口水，要注意沼中的鳄鱼，林中的虎豹，头顶的猎鹰，要打起十二分的警惕。

我就这么近在咫尺地注目着如“甘泉畅饮”的老人，他当然全然没有注意到我。这帧画面，他看报，我看他，我们皆隐匿在超市里的角落，像是被隔离在了另一个时空中，喧嚣的环境，寂寞处的人。

超市里 认真看报的日本老人

我当然很普通，没有丝毫可供言说的骄傲。但爷爷对我的影响很大，包括启蒙，包括对我写作兴趣的引导，包括对我历史观的形成，也包括对我人格的塑造，他都起到了“居功至伟”的关键作用。

我是自高中，到外地求学之前，都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他们照顾我，我也陪伴他们，看上去这是一种很公平的抵销。

爷爷一生性格孤僻且执拗，从教一生，却不善言谈。于我记忆中，他也没几个真正要好的朋友，也可以说是一个也没有。额…似乎这种表述不够精准，论起朋友，只有当年他在诗经村中学教书时的校长算一个。

那位校长，叫张西玉（只记得发音，不一定是这汉字），比我爷爷还年长几岁，如果老人家还健在的话，现已接近百岁高龄。

爷爷退休以后，除了接送我上下学以外，像大家闺秀一样深居简出，鲜有交集。唯有校长叫他去聚会，他便屁颠屁颠着欣然赴约。哪怕不和校长相约，只是在街上偶遇上了，也会相谈甚欢着唠上很长一段时间，感慨人生过往，谈论岁月峥嵘。

爷爷回到家后，都会把这段和校长相遇的经历，单独摘出了倾诉给我听。他本是十分严肃的人，倒也没能教出来多少高徒，不苟言笑的毛病却伴随了终身。唯独听他提起校长的时候，才会有久违的喜悦与放松，像偷会了情人一样。我那时尚且年幼，也能感受到他在情绪上的起伏，似懂非懂着听他唠叨着和校长的相谈，他们百说不厌的陈词滥调，那些现已埋于历史深处的垃圾与灰尘。

我是他晚年唯一的听众。

这位校长，和爷爷怎么相识的呢？那得从他成长经历说起。

我爷爷是家中独子。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爸爸就丢下这对儿孤儿寡母，南下当了国军，从此十余年间音信皆无。

母子二人艰难度日，当时正值日本侵华，华北地区沦陷，爷爷七八岁的时候，还给鬼子们喂过马，被迫短暂接受过日本教育。

记得我小时候，还问过他：日本鬼子吓不吓人？

他回答我，日军在占领区，实行刚柔并济的殖民政策。对小孩儿不凶，还给过他糖果吃。鬼子没有东洋马吓人，那些马，又高又大，吓得他都躲得远远的，而比他大些的孩子，敢骑着奔驰。

由于自小生活困苦，爷爷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挑担拾粪，种地打坯，按现在看，他打小所经受的，全都属于重体力劳动。当时我听他讲述起来，也都是风轻云淡了。

可穷有穷人的志气，等到我读小学后，爷爷常曾激励我：学习，要“发粪涂墙”，可“粪”从哪来？要“拉屎攥拳暗使劲”。

他就是使劲拉屎的人，每天带着两个粗粮饼子，日复一日跑去很远的地方读书，后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师范学校，成为了一名那个年代十分稀缺的教书先生。

爷爷作为师范生，是吹、拉、弹、唱、写、画六边形选手，各科目都曾教授过，古汉语造诣极高。小时候，我最烦他单蹦出文言文中一个字来问我作何解释？他拿着两大本很厚很厚的《古文观止》，要求我这些都要熟读，哪篇哪篇一定要背过，着重强调这些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自恃才高的人，一定孤傲，我爷爷也沾染这些所谓文人的酸腐气。自他心里根本就瞧不起什么校长，那时常听他讲笑：凡是当校长的人，一般没啥真本领。在安排职务的时候，会让老师们自报特长，有人说“我会画画”，那就去当美术老师；有人说“我会弹琴”，那就去当音乐老师；有人说“我会算数”，那就去当数学老师；有人说“我啥也不会”，好啦，那这个人就是校长……

从爷爷嘴里，校长就是以这种评判标准选定的。当时他每声情并茂地讲述一次，言辞和语气都会格外夸张，都会逗得我哈哈大笑。

虽然，他仅是对“校长”职务的一种趣味性调侃，可我却当真了。从我上小学、中学、以至大学，见到校长的次数都微乎其微，一般只有在新生入学的仪式上，才会有聆听校长讲话的机会。通常台下黑压压好几千人，我作为人头攒动中的一员，一定会想起爷爷讲过的话，并在心中暗暗肯定，听他讲个球，这校长肯定没啥水平！

前文提到的张校长，是个例外，获取到了爷爷难得的尊重。

这份尊重，我能真切感受到，爷爷就是真正认可他这个人，不管他能力强弱与否，总之我爷爷每次见到他，回到家都会很开心，会从沉默寡言变得口若悬河，会打破他滴酒不沾的习惯，也得陪张校长小酌一杯，会有辱斯文地冒出几句脏话。现在想起他当时的音容相貌，每提起张校长来，甚至是显得有些谄媚。

那时候，我爷爷早已退休在家，他的老校长更是年长几岁，退的更早，这其中定不包含与职务或工作相关联的利益。甚至可以说，张校长仅做过爷爷从教生涯中，短暂一段时间的顶头上司，全然没跟着这位校长享过一天福，反倒随同他的校长大人遭老了罪。

爷爷和校长的同事关系，起源于一个叫“诗经村中学”的地方。这是一座北方古老的村庄，和《诗经》的起源有关，也走出过民国时期响当当的大军阀--冯国璋，是当今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冯巩的祖籍。更重要的一点，这里还是我奶奶的娘家。

当年，我爷爷在诗经村中学教书，一起共事的就是这位张校长。我奶奶的娘家和学校相距不远，在同一条主街道上。她的家庭出身极具光荣，是八辈儿贫农，奶奶的父亲被大军阀家剥削过，做过冯家的长工。

后来我奶奶从光荣的贫农家庭走出来，正式成为了一名更显光荣的工人，然后下嫁给了我爷爷。唯一值得吹嘘一辈子的荣耀是，她曾经是河北省第一批女拖拉机手。

在那个年代，我爷爷从出身到职业都是有罪的。

他从没有跟随身为国军长官的父亲享受过哪怕一天福分，却要跟随其一口不剩地吃瓜落儿，谁叫他有个成分不好的老子？谁叫他是“反动派”的儿子？爷爷是当时社会背景下，从农村长大，鲜有的独生子，缺少父亲和兄弟姐妹撑腰，自幼性格就胆小怯懦。

当时爷爷老和我讲“闹运动的时候”，那些他挥之不去的梦魇。那时我根本就不懂啥叫“运动”，直到长大以后，我看了一本叫《芙蓉镇》的书，后来又看了电影，才声色并茂地了解到了什么叫做他妈的“运动”。

也是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当时爷爷和我讲述的运动，应该也就是《芙蓉镇》中的场景。他作为千夫所指的“坏分子”，必须要丢人现眼，必须要老实交代！

诗经村那个地方，当时听我爷爷讲，天津师范大学还迁去了那里，小将们几股势力错纵交织，所以斗争和运动，折腾都格外欢。学生可以打老师，打老师就可以打校长，打校长当然也可以打市长。说文明点，叫做“批斗”，他们是罪人，要乖乖交代问题。

在我小时候，萦绕在我耳边，也是爷爷讲述最多的内容就是“运动”。

也是在我不懂何谓“运动”的时候，我就问过爷爷：你怕运动吗？

记得当时爷爷惊恐着两眼一瞪！从牙缝中清晰地蹦出两个字来：吓死！

“S”是爆破音，显得短促又可怖，犹如一个颤栗，一个哆嗦，有种阴云密布的感觉。

当时在诗经村中学，爷爷充其量仅算是被时代尘埃压住的众多倒霉蛋儿中的一员，但也不是最倒霉的。在学校里，最倒霉的人，是张校长，因为他接受批斗，接受再教育，接受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都最多。

每次运动时，学生们当然要先把校长揪出来，随后跟着一众老师，犹如虾兵蟹将，听从号召，整齐排列。我爷爷自幼胆小怯懦，怕也怕了，麻也麻了，犹如行尸走肉一样，硬撑着。

但是人家张校长可不一样，按我爷的话儿讲“极具乐观主义精神”，说白了就是脸皮厚，人家压根不怕运动，也从不把丢人现眼放在心上。

无论什么时候，校长总是笑呵呵的，不劳烦别人动手，自己就把打倒自己的“雪糕筒”戴头上了，自己就把打倒自己的牌子套脖子上了，自己就把打倒自己的大字报贴墙上了。主打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

小将们看到当然气不打一处来，声称：就没见过这么没皮没脸的校长。游街的时候，我爷就戴个白帽子或者纸牌子，校长不行，必须开“小灶儿”，脖子上要戴砖头，一块不够勒两块，两块不够勒三块， 三块不够勒五块，直到勒出血印子，流出血滴子。校长还是能保持一副临危不乱的神情，对其他老师们，比如像我爷爷一样怯懦性格的人，给予一些精神上的鼓舞。

都什么情形了，凡有间隙，张校长还有精力对我爷爷讲笑，八卦哪个学生家中的境况，咒骂哪个死塞子（北方一种骂人的土话）敢打他“亲爹”。这里的“亲爹”，是张校长自封的，是这种特殊环境下的精神胜利法。

校长犹如一面千疮百孔，又屹立不倒的大旗，只要他能戳住了，那份可怜的文人风骨与穷酸气息才会屹立不倒和驱之不散。

我想，爷爷对校长的格外尊崇，应该就是从这时而起的，是他当时滑落悬崖前抓住的救命稻草，是他精神即将坍塌前，最后一根得以支撑的枯木脊梁。

为何我会说，爷爷是“精神即将坍塌”呢？

几年前，我和奶奶闲聊，她因工人的光鲜身份，不曾被“运动”波及分毫，因为她一生的职责，就是在厂里不停劳作，所以奶奶很少像爷爷一样，讲起那段不曾亲身经历的过往。

唯有她讲过一事，令我至今记忆深刻。由于诗经村是我奶奶的娘家，而爷爷又在这里教书，小将们当然不会错过如此侮辱人的好机会，就常拉上我爷爷，“装扮”妥当了，显尽狼狈相的，故意去到他丈母娘家门口“示众”。

奶奶和我说：每到这时候，她就嘱托家里人，不叫她娘出门，怕老人看到女婿后心里难受。

就是在这种令人绝望的境遇下，诗经村中学的校长，犹如服刑前的秦书田一样，用一种极致浪漫的行为语言，像是在鼓励着他的同事们，活下去，像…一样活下去。

说明一点，以上为我奶奶亲述，绝非虚构杜撰，现如今她已90高龄，思维敏捷，身体硬朗，会熟练使用微信，能打字，能视频聊天，还有坚持写日记的习惯。

以上是我奶奶今年90岁高龄 手写日记 可为佐证

改开以后，一切都好起来了。知识分子们受到了应有的尊重，老师的各项待遇都很高，我爷爷的退休工资远远超越了工作强度更大的奶奶，时常引起她这位老工人的愤愤不平。

可是，我爷爷的晚年，也是在极度压抑的情绪中度过。由于他为人老实，话不多，处处谨慎谦让，就始终轮不到单位的分房。奶奶所在的工厂率先分到房子以后，他就长期以来在机械厂家属院居住，街坊四邻都是和奶奶一样，四十、八十…抡大锤的工人。

虽邻里之间关系融洽，可爷爷少有和他们真正聊天的机会。当初我家的东邻，是军转干部到了厂里，西邻是某种思想的坚决拥护者，他们也都质朴可爱，却与我爷爷话不投机。

哪怕难得的交流机会，不多时，几个老头儿便会吵嚷起来，这个拥护，那个就反对，这个说好，那个就说“好个屁”。针锋相对起来，我爷爷那叫一个死犟，对方老人更是较真，始终也争吵不出一个结果来，战个平手，只得不欢而散，各自回到家中，生上一天闷气，实在毫无意义。

所以，我爷爷平日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看报，博览群书，常把各种怪闻奇谈讲述给我听。记得他常常抱怨金庸的小说写得不好，罗里吧嗦的。

我揶揄他：金庸写得不好，那你写本好的呀！

爷爷不说话，继续埋头读书看报，像是一台程序早已紊乱了的存储设备，只能输入，不懂输出，终生不曾表露过他的思想和情感。

如今报纸这种稀罕玩意，早已远离大众日常生活很多年了。我爷爷在世时，邮递员会常年累月往我家投递报纸，名叫《燕赵都市报》，算是单位给退休教师职工的一项福利。他是每天每版必看，看罢后再一张张整理好，日复日，年复年。

爷爷还是那种老教条的秉性，报纸是一张都不能少，每少一张，就冲奶奶和家人恶意找茬儿，心中总像是有种燃烧不尽的戾气，催他喷吐出发不完的脾气。报纸被整理好以后，其最终命运，也不过以两三毛钱一斤的价格卖掉。

爷爷去世以后，这类传统纸媒也像是跟着去世了，迅速淡出了我家的日常生活，也淡出了大众视野。如今再看到报纸，其擦玻璃的功能性远远大于其本身的阅读性，这不是媒介，更像一种道具或工具。

今天，当我近距离看到这位认真读报日本老人的时候，感受他的动作和神态，和我爷爷当初的情景十分相似。

眼前的老人，就安静坐那儿埋头深读，如鹿饮水。没有打扰到别人，也不曾被打扰，这是何等的安然与幸运。本能的，我就会想起他来，想起了我过世已久的爷爷，至亲至此，虽是永别，却从不曾忘怀。

对了，我爷爷名叫：李增顺。只是可惜，取名的期许，没能成为他一生准确的预判。事与愿违，他的一生，多舛多难。

永别，爷爷。

永别，去他妈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