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的台北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灯光透着昏黄。97岁的谷正文躺在病床上,呼吸已经很微弱,意识也时断时续。养女谷美杏守在床边,看着这位晚年很少有笑容的老人,心里满是酸楚。
突然,谷正文睁开眼睛,费力地抬起手抓住她的手腕,力气大得不像一位弥留之际的老人,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把我和勋章埋一起,那些勋章,19枚,都要带上。”
谷美杏点头答应下来,她知道这些勋章对养父的意义。旁人只知道谷正文有个“活阎王”的外号,却很少有人清楚,他床头那个旧木盒里装着的19枚勋章,刻满了他一生的执念。
这个外号不是凭空来的,在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谷正文的名字曾是许多人的噩梦。他长期负责特务工作,手段狠辣,办案从不讲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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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他主导破获了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案,抓住了工委负责人蔡孝乾。通过软硬兼施的审讯,蔡孝乾最终背叛,供出了大量地下党员的信息。短短三个月里,1800多名地下党员被抓捕,台湾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
那之后,谷正文的“威名”越来越盛,“活阎王”的称号也慢慢传开。在当时的特务系统里,他是公认的“功臣”,那些勋章就是对他“功绩”的奖赏。每一枚勋章背后,都对应着一次他主导的行动,或是一次“破获大案”的记录。
这些勋章被他视若珍宝,平时很少示人,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会独自拿出木盒,一枚枚擦拭,一看就是大半天。有人问过他,这些勋章有什么特别的,他只是摇摇头,没说过一句多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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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正文的晚年过得并不热闹,身边没有亲生子女,只有养女谷美杏陪着。谷美杏的母亲是他旧部的遗孀,当年旧部去世前,把妻女托付给了他,他便一直把谷美杏当作亲生女儿抚养。
晚年接受采访时,他曾说过,谷美杏是唯一不害怕他眼神的人,也是这个孩子让他记得,自己还算个人。常年的特务工作让他养成了多疑狠厉的性格,身边没什么亲近的人,结下的仇家却不少。他一生都在研究如何刺杀别人,晚年也总担心有人来刺杀自己,出门总是小心翼翼,除了谷美杏,很少相信其他人。
其实谷正文心里清楚,那些勋章在旁人眼里,意义并不一样。按照规定,这类勋章要么归还国家,要么由家属妥善保存,用来陪葬是违规的。但他还是执着地反复嘱咐谷美杏,一定要把勋章和自己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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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这些勋章是对他一生价值的认可,不管旁人怎么看,那些靠着狠辣手段换来的“功绩”,是他最看重的东西。他或许也知道自己手上沾了太多鲜血,“活阎王”的称号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破碎,但他从未真正悔过,那些勋章成了他对抗外界评价的唯一支撑。
在他弥留之际,除了嘱咐勋章的事,还曾低声问过身边人,他们这些人,到底是功臣,还是替罪羊。这句话没人能回答他,也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疑问。
谷正文去世后,谷美杏纠结了很久,一边是规定,一边是养父最后的心愿。最终,她还是遵从了谷正文的嘱咐,把那19枚勋章和他一起埋进了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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