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民国军队里，军官的出身往往决定着彼此间的看法，保定军校出身的将领看不起黄埔军校毕业生，是当时很常见的现象。这种轻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两校办学根基、培养模式和时代背景差异种下的根。
保定军校的底子，比黄埔要厚得多。它的源头能追到清末的陆军学堂，1912年正式定名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想进这所学校可不简单，得从陆军小学开始，经过陆军中学层层筛选，最后才能到保定军校正课班学习，整个过程走下来要十一年光景。
张治中将军就回忆过这段漫长的培养经历，能坚持下来的人，本身就经过了严格的淘汰。
保定军校的课程设置也很系统，战术、兵器、工事这些军事专业科目样样齐全，还得学体操、马术，甚至要接触普鲁士和日本的最新军事教材。这种培养模式是照着打造全能军事干部来的，既要懂理论，又要会实操，连外语和数理知识都得掌握。
在民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里，保定出身的军官几乎成了各军阀部队的骨干，二十三个集团军里有十四个司令是保定毕业的，四五年时十九个战区司令长官里保定系也占了大半。
黄埔军校的成立则是另一种背景，1924年创办时，主要是为了快速培养革命武装力量。当时革命形势紧迫，根本没时间搞长时间培养，前几期学员的学制只有半年左右，就算后来延长，也远比不上保定的十一年体系。招生对象也不一样，黄埔招的大多是各地的热血青年，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学生也有工人农民，和保定经过层层筛选的生源比，确实显得“杂乱”。
更让保定系在意的是教学内容的侧重。黄埔课程虽然也有战术、兵器这些基础科目，但把大量精力放在了政治思想教育上，强调忠诚和革命理想，目的是快速打造能打仗的革命军人。
在保定系看来，这就是“速成班”的做法，没有经过系统军事训练，算不上真正的科班出身。这种看法在黄埔的师资构成上更明显——黄埔的校长蒋介石、教育长邓演达、军事教官顾祝同这些核心人物，全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在保定系眼里，自己是“老师辈”，黄埔学员只是没学好基础的“晚辈”。
资历和职位的差距更固化了这种鄙视。保定系在黄埔成立前就已经占据了军队的关键岗位，北洋军阀时期和北伐初期，国民革命军的中坚将校基本都是保定出身，第七军的团以上军官里保定生占了七成。
黄埔毕业生刚毕业时，大多只能从排、连、营这些基层职务做起，要在保定系将领手下做事。那些坐在指挥部里的保定系高官，看着手下年轻的黄埔军官，自然会带着“没经验、不专业”的眼光。
政治色彩的差异也加深了隔阂，保定系军官大多分散在各个军阀部队，更看重纯粹的军事指挥能力，和政治派系保持着一定距离。
而黄埔系从一开始就和国民党紧密绑定，是蒋介石嫡系力量的核心，这种“军政合一”的属性，让保定系觉得他们更像“政治军人”，而非纯粹的军事人才。在讲究“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保定系看来，这种政治挂帅的做派不够“正统”。
不过这种鄙视链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抗战全面爆发后，黄埔系年轻军官在战场上敢打敢拼，灵活的指挥风格适应了现代战争的节奏。太原会战、武汉会战这些大战里，不少黄埔出身的中级将领崭露头角。
反观保定系将领，虽然有丰富的战略部署经验，但观念逐渐僵化，跟不上战场变化。随着战争推进，蒋介石不得不更多依赖黄埔系，胡宗南、杜聿明这些黄埔生慢慢接替了保定系的核心职位。
到抗战胜利时，黄埔系已经走到了军队的中央，保定系逐渐退出核心圈。那条曾经分明的鄙视链，在实战成绩和权力更迭面前慢慢松动。但在民国军政史上，这段鄙视链留下了清晰的印记，它不只是两个军校的恩怨，更是慢工出细活的传统军事教育和应急速成的现代军事教育，在时代转型中的必然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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