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多名开国元勋联名申请寻找代号“OX”，找到后享18级待遇

1950年初春，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山东省委机要室接到了一封来自中央的加急电报。电文简洁却分量沉重：必须在山东省内找到一个代号为“OX”的人。

这个任务看起来感觉很简单，但在当时通信手段极其匮乏、户籍资料又不全的条件下，仅凭一个代号去找一个人无异于在大海捞针，难度之大！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份寻人请求是由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多位开国元勋联名提出来的。

图｜牛宝正

电报中还特别强调：找到后按18级干部待遇进行安置。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优待。

经过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寻找，最终在山东无棣县找到这位“OX”时，他正因“国民党草岚子监狱狱警”的历史问题被关押在城关监狱接受管制。

此时的他衣衫褴褛，满面沧桑，与普通的囚犯并完全一样。

这位真实的“OX”到底是何许人也？

他对革命有什么特殊贡献？为什么多位开国元勋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急着找到他？

图｜安子文

代号“OX”他的原名牛宝正，1886年出生于山东无棣县后牛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当时的祖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牛宝正的家境与大多数农村家庭都是一样，挣扎在温饱线上。

小时候他只在村塾断断续续读过2年书，所以只认得一些常用的少数字体，长大后便一直在为生计而奔波。

1919年，33岁的牛宝正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通过同乡的介绍，他在县警察大队谋得了“骑兵正目”职位，其实就是相当于骑兵班长。

这份工作虽然薪水微薄，但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总算有了固定收入。然而好景不长，几年后他所在的部队在军阀混战中被击溃打散，他不得不解甲归田回到老家。

回到家乡的牛宝正已经年近40了，这时的他上有老母需要奉养，下有妻儿需要照顾。看着家徒四壁的境况，这个山东汉子决定再尝试外出谋生。

这一次他选择了北上北平。刚到北平的那段时间并不好过，他做过码头苦力、拉过黄包车，甚至在小餐馆里打过杂。差不多2年的漂泊生涯让他饱尝人间冷暖。

命运的第2次转折点发生在1931年。

通过同乡关系推荐，他来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也叫“草岚子监狱”担任看守一职，后来因表现稳重升为班长。

这份工作虽然被乡邻们视为“不光彩”，但对于他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最起码能养家糊口。

草岚子监狱位于北平西城的草岚子胡同，这里原本是明代锦衣卫的诏狱，民国后改名为监狱。

这个监狱的规模不大，只有48间牢房，却关押着一批特殊的“犯人”。

图｜草岚子监狱

1931年，因叛徒的出卖，中共河北党组织遭到了重创，殷鉴、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数10名同志相继陆续被捕，然后就关押在这里。

这些共产党人在狱中成立了秘密党支部，殷鉴担任书记，他们决心“扛着红旗出狱”，把监狱变成了对敌斗争的特殊战场。就是在这样极其艰难的背景下，牛宝正与这些特殊的“囚犯”相遇了。

草岚子监狱戒备森严，围墙非常高，而且都装有铁丝电网，监舍窗户也都加固了铁丝网。监狱管理制度非常严格，看守们被要求对“犯人”保持高度的警惕。然而在这阴暗压抑的环境中，牛宝正的表现却与众不同。

和其他凶狠的看守不同，牛宝正对这些“犯人”相对和蔼一些。值班时从来不对他们呼来喝去，看到伤病员行动不便，还会偷偷帮他们清理伤口。

这些细微的举动开始并没有引起狱中党组织的注意，直到一件事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双方的关系。

一个寒冷的冬日，牛宝正拿着一张信纸，他犹豫地走到杨献珍的牢房前。这个身材高大的山东汉子此时却显得有些窘迫。

原来他远在山东老家的母亲生了重病，他想写信回家问候却又不会写太多字，在北平举目无亲的他只好硬着头皮求助这些有文化的“囚犯”。

杨献珍二话不说，当即就帮他写好家书。信中不仅如实反映了病情，还以牛宝正的口吻写了许多关心体贴的话语。

更让牛宝正感动的是，杨献珍还动员狱中同志们凑了些钱帮他母亲渡过难关。这一举动深深打动了牛宝正，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些被贴上“共 匪”标签的人，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好人。

图｜杨献珍

从那以后，牛宝正开始有意无意地关照这些特殊的“囚犯”。他常常利用值班的机会为他们传递消息，有时还会偷偷带进一些报纸和书籍。

随着接触增多，牛宝正内心的疑问也越来越大：这些人到底犯了什么罪？

为什么受过种种酷刑却始终不屈不挠？他们口中那个理想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通过他们日常的交流，杨献珍等人向他讲述革命道理，阐释国家出路和理想。这些话语就像种子，在这个憨厚的山东汉子心中慢慢发芽。

牛宝正原本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做的这份工作，如今思想却逐渐发生变化。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在帮助几个囚犯，而是在参与一件有意义的大事。

狱中党支部经过长期观察，认为牛宝正本性善良、富有同情心，且已对我党产生了好感，决定将他发展为内外联络员。

为了方便称呼并保护他，大家给他起了代号“OX”，这个代号虽然简单，却饱含着同志们对他的信任和亲切。

当杨献珍试探着请牛宝正帮忙购买报纸书籍时，牛宝正爽快答应了。从此，一些进步报刊开始源源不断地送入监狱，狱中同志们得以了解外界形势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一些革命书籍也被巧妙地夹带进来，成为狱中同志们的精神食粮。

牛宝正的工作其实远不止于此。

狱中党支部与北方局、狱中党员之间的往来信件，都需要靠他传递。

写好的密信被他小心藏在鞋底、缝在衣襟内，利用交接班后的时间，他以探望家人为由，冒着生命危险将信件送到党的秘密联络点。

他常常要绕很远的路，确认没有尾巴跟踪后才敢走进联络点。

他的每一次传递就像是在“刀尖上行走”。

他传递的情报多次让党组织化险为夷。1934年春，蒋介石的侄孙蒋孝先派特务冒充犯人潜入草岚子监狱侦察，也是牛宝正第一时间将情报传递出去，让同志们要有所防备，避免了更大损失。

图｜地下党组织秘密联络处

还有一次，南京方面密令要杀害殷鉴、安子文等12名骨干党员，也多亏牛宝正及时预警，比敌人行动快了72小时，为党组织采取应对措施赢得了宝贵时间。

最危险的一次是在1935年底。当时狱中党组织需要将一份重要报告送往天津，牛宝正主动请缨。

途中他遭遇特务盘查，他急中生智将密信塞进干粮里，佯装成投亲的农民，这才化险为夷。这样的事情在4年多的时间里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每一次牛宝正都是临危不惧，想方设法完成任务。

1936年，随着抗日形势的急剧发展，党组织急需大批干部开展工作。此时营救草岚子监狱同志的任务变得尤为紧迫。

当时国民党有一项政策：犯人只要公开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所谓的“检讨书”就能够出狱。但公开脱党就形同叛变，开始谁也不愿走这条路。

图｜草岚子胡同旧照

通过牛宝正的秘密传达，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狱中传达了指示：为了党工作，可以履行手续出狱，狱中党支部经过激烈讨论，提出了“假自首”的营救方案，但需要中央批复。

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牛宝正身上。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牛宝正几乎跑烂了鞋底。他利用休假时间，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终于拿回了中央批准的回信。薄薄的一页纸，却关系着60多人的生死。

计划实施阶段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平日坚贞不屈的我党人突然纷纷“悔过”，这下引起了监狱当局的怀疑。特别是当安子文、刘澜涛等人也提出“悔过”时，典狱长开始觉得这事有蹊跷。

在这个节骨眼上牛宝正又利用职务便利游说同僚，在狱警中散布“这些人确实已经真心悔过”的言论，很好地消除了当局的疑虑。

与此同时牛宝正还要协助出狱的同志安全转移。他常常利用夜深人静之时，将出狱的同志悄悄送到预定地点与接应的同志会合。

有一次，在护送杨献珍出城时，险些被巡警发现，牛宝正急中生智谎称杨献珍是自己的表兄，要出城探亲，这才蒙混过关。

最终，从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前后共有61名同志通过这一方式获救。

他们出狱后立即投入到抗日斗争中，陆续回归到了组织，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

这些同志后来分布在党政军各个领域，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这场成功的营救行动，牛宝正功不可没。

图｜刑具

同志们相继出狱后，国民党当局逐渐察觉异常。如此多的共产党人同时在短时间内“悔过”又神秘消失很显然存在问题。

而整个计划的实施必然有内应。牛宝正作为唯一联络人自然成为重点怀疑对象。

1936年12月的一个寒夜，牛宝正正在值班时突然被捕。在审讯室内，特务头子冷笑着对他说道：牛班长，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是怎么帮助他们的，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

牛宝正心中一惊，但表面仍保持镇定的回答道：长官，我不明白您的意思，那些人都是按规定手续出狱的。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敌人对牛宝正动用了各种酷刑。电刑、老虎凳、辣椒水......，这些往常只在传闻中听说的刑罚，如今都加诸在他身上。

最残忍的是竹签刺指，十指连心的剧痛让他几度昏厥。但每次醒来他都咬紧牙关，重复着同一句话：我只是个普通狱警，什么都不知道。

图｜山东抗日根据地

连续七天的电刑、竹签刺指，他始终没有吐露半字。后来的刑讯记录显示，牛宝正宁死不屈，没有泄露任何党的秘密，也没有供出任何一个已经出狱的同志。这种坚定的态度，连审讯他的特务都不禁暗自佩服。

就在敌人准备将他处以极刑的前3天转机出现了。地下党通过内线得知牛宝正即将被处决的消息，立即展开了营救行动。

他们买通狱卒，在饭菜中传递了越狱计划。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牛宝正利用看守交接班的空隙，成功地逃出了监狱。

为了避免连累家人，地下党还将他的妻子和儿子提前送出了北平。牛宝正带着家眷悄悄返回山东老家从此与组织失去联系。

在接下来的14年里，由于他曾当过狱警，所以被定为“有问题”的男人，靠给地主扛活养活全家，默默无闻地度过了战争岁月。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图｜刘澜涛

新中国成立后，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当年被救的同志，已成长为国家的开国元勋。他们在百忙之中始终没有忘记那位冒险救他们的狱警。

1949年冬天的一次会议上，杨献珍再次提起了牛宝正，他说道：没有牛宝正同志，我们这些人可能早就牺牲在草岚子监狱了。现在新中国成立，我们应该找到他，让他安享晚年。

然而寻找牛宝正并非易事。元勋们只记得他叫牛宝正，代号“OX”，是山东人，其他信息一无所知。任务交到山东省委却久久没有进展。

毕竟在当时的山东，叫牛宝正的人不止一个，而且时隔那么多年，很多人都已经搬离了原籍。

转机出现在1950年4月。一位原在渤海抗日根据地工作过的同志提供线索，说牛宝正是无棣县城关附近的人。

调查人员立即赶到无棣县，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展开了拉网式排查。

图｜安子文

功夫不负有心人，调查组最终在无棣县城关镇找到了牛宝正。然而令人心酸的是，他正因为“国民党草岚子监狱狱警”的历史问题被关押受审。

当调查人员问及是否认识安子文、刘澜涛时，牛宝正茫然摇头，他只说自己认识“徐子文、刘华甫”，而这些都是元勋们在狱中使用的化名。

确认身份后，山东省委立即下令释放牛宝正并接往济南。在济南他受到了省委领导的亲切接见，随后被安排乘专车前往北京。

临行前当地政府为他置办了新衣新鞋，这个饱经风霜的山东汉子，终于洗去了14年的风尘。

在北京前门火车站，走下车厢的牛宝正局促不安。他穿一身中山装，手里拎着简单的行李，望着站台上迎接的人群，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这时他看见杨献珍、安子文等人早已等候多时，众人激动地迎上前去。

杨献珍冲上前紧紧抱住救命恩人说道：宝正同志，这18年让你受苦了！

这个经历过酷刑都未曾流泪的硬汉，此刻却热泪盈眶。安子文也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道：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牛宝正被安排住在招待所里，元勋们轮流来看望他，回忆起在草岚子监狱的点点滴滴。

当组织上询问他想要什么工作时，牛宝正谦虚地推辞道：我没什么文化，能为革命做的有限，就不给组织添麻烦了。

但是考虑到他丰富的监狱管理经验，组织还是为他安排了工作，回到草岚子监狱担任预审员。

这一次他不再是旧社会的狱警，而是新中国的监狱工作干部，享受18级干部待遇。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待遇，足以让他安享晚年。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牛宝正兢兢业业，把自己多年的经验传授给年轻同志。他常常说：犯人也是人，要以教育为主。这种人道主义的工作方法，深深影响了新一代的监狱管理工作者。

可惜的是，由于长期的牢狱生活和酷刑折磨，严重损害了牛宝正的健康。1954年11月，牛宝正在北京去世，享年68岁。

牛宝正去世后，安子文亲笔为他题写挽联：铁窗铸忠魂，草岚火种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