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案里的人要么挨了枪子,要么蹲了大牢,唯独吴石家那个叫阿香的女佣,平平安安活了下来——不是她运气好,是特务把金条塞到她手里时,她硬生生推了回去,说“这钱我不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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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阿香,得先把吴石案的来龙去脉说清楚。19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吴石是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军衔,手里握着全台湾的防务图、军队调动计划,这么大的官,却是咱们党安插的地下工作者。那会儿解放军要解放台湾,吴石偷偷把这些要命的情报往香港传,再由香港转去大陆,中间全靠一个叫朱谌之的同志当联络员——朱谌之是化名,她本名朱枫,专门负责在吴石和组织之间传递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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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事儿没瞒多久。1950年2月18号,朱谌之从基隆港坐船准备回香港,刚上“安福轮”就被特务抓了——不是她招了,是有叛徒出卖了她。在牢里,特务用了电刑、鞭刑,把她打得浑身是伤,可她硬是没漏一个字,没指认任何一个同志。特务最后是从她身上搜出了吴石给她办的“国防部通行证”——吴石怕她路上不方便,特意用公务名义帮她办的——才顺着这条线索盯上了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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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几天,特务就把吴石抓了,还顺藤摸瓜抓了和他一起做事的陈宝仓(当时的台湾供应局局长)、聂曦(吴石的副官),连吴石的老婆王碧奎都被关了一阵子。那阵子台湾正搞“白色恐怖”,只要跟吴石沾点边,不管是同事、朋友,还是家里的帮工,特务都要扒着查,不少人没干啥事,就因为认识吴石,平白遭了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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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香就是吴石家雇的女佣,老家在台湾嘉义乡下,家里有两个孩子要养,来吴家就是为了挣口饭钱。吴石的老婆王碧奎身体弱,阿香平时除了做饭、打扫屋子,还得帮着照顾王碧奎,吴石夫妻待她不算差,每月工钱给得及时,逢年过节还会多给点钱让她给孩子买糖吃。吴石偶尔会把装文件的皮包带回家,朱谌之也来家里送过几次消息,阿香见过, 但是她从不多问——她知道自己就是个干活的,主人家的事少掺和,才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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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被抓后没三天,有个穿黑西装、戴墨镜的男人找到阿香,把一根一两重的金条塞到她手里,沉得她手腕都往下坠。那男人说:“吴先生家里藏了‘违禁的东西’,你帮着指认一下在哪,这金条就是你的,以后还能给你找个轻松的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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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香攥着金条,心跳得能蹦出来——她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值钱的东西,这一根金条,够她老家的孩子读十年书,够全家吃好几年饱饭。可她盯着金条看了一会儿,突然想起前几天在街上看到的场景:特务押着一个和吴石认识的先生,那先生哭着喊“我没干啥”,还是被硬生生拖走了。她又想起自己的孩子,要是她拿了这金条,万一出点事,孩子就没人管了。
她把金条往男人手里塞,声音有点抖,但没含糊:“先生,我就是个做饭的,每天除了厨房就是我住的小杂物间,吴先生藏没藏东西,我真不知道。这钱我不能要,万一我说错了,或者以后出啥岔子,我一家子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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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男人还想劝,说“你就指个大概地方,没人会怪你”,阿香还是摇头,往后退了两步:“我真不懂这些,您找别人吧,这活儿我干不了。”那男人盯着她看了半天,没再说话,拿着金条走了。
后来到了1950年6月10号,吴石、朱谌之、陈宝仓、聂曦四个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处决了。特务没再来找阿香,一是没从她这儿拿到任何“证据”,二是觉得她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女人,没胆子掺和大人物的事,留着也没用。阿香没敢再待在吴家,辞了工,收拾东西回了嘉义乡下,再也没跟人提过在吴家干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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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0年代台湾“解严”,阿香快八十岁了,才跟孙子说起当年那根金条的事,说“那不是金条,是索命的符。我要是拿了,现在坟头草都能盖过膝盖了”。她还提过一句“当年伺候的那位吴先生,是个爱国的将军”,没再多说,可孙子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她说的“吴先生”就是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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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阿香太胆小,连金条都不敢要;也有人说她聪明,知道啥钱能拿,啥钱碰不得。其实阿香哪懂什么大道理,她就是怕——怕拿了钱丢了命,怕连累家里的孩子。吴石、朱谌之他们是为了信仰敢赌命的人,可阿香只是个想安安稳稳把孩子养大的小人物。她的“狠”,不是敢跟谁对着干,是能在金条面前按住自己的贪心,守住“不掺和”的底线。你说,阿香这样的选择,到底是胆小,还是最实在的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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