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这名字知道的人真不少,可一提到王碧奎,脑子里就空荡荡的,没这号人,那个年头的人,风一吹就散了,她没散,也没哭,就那么站在监狱门口,雨下得老大,她手里就五块钱,一双鞋早就泡烂了,四十多年啊,就跟钉子一样钉在那,谁也拔不走,最后人是在美国西海岸没的,好多人还以为她是去享福了,哪是啊,心里有话没说完,憋着,非要留到最后一口气才肯讲。
一九五零年,吴石那事儿就败了,蔡孝乾一招供,把底下人全给卖了,整个组织一锅端,吴石第一个被抓走,国民党那帮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人连着家属一块儿办,王碧奎跟几个孩子全给弄进去了,里头吃了多少苦谁也不知道,档案上就冷冰冰几个字,匪属,无供,四年就靠这几个字撑着。
吴石走前就说过,事儿他全揽了,她在牢里真就死死咬着牙,估计牙根都快碎了,一个字没吐,出来那天,全身上下就监狱给的五块钱,雨还在下,她想的不是先吃口热饭,是拿着吴石那件大衣就奔当铺去了,换了钱先给儿子扯了双鞋,孩子上学不能光着脚,别的事儿都往后稍稍。
有人看她苦,劝她再找个人家,她就一句话,那就不是吴石家的人了,自己租了个小榻榻米房,门口挂个牌子,白天给人缝衣服,晚上糊纸盒子,手扎破了拿舌头舔一下接着干,不敢哭,怕一哭就站不起来了,守着那一口饭,一件大衣,还有一张小纸条过日子,大衣是吴石最后塞给她的,兜里就十个字,碧奎,把日子熬成糖,别回头,这十个字她哪是读的,是整个嚼碎了咽进肚子里的,那么多年嘴里就没个哭腔,说得最多的就是,我得替他活下去。
孩子们长大了,大陆那边信也来了,说名誉恢复了,纪念碑也立起来了,娘,回来吧,她不回信,就把信压在米缸底下,怕潮了,真要回也就是那么一句,娘走不开,健成还小呢,那时候健成都快高中毕业了,她心里跟明镜儿似的,自己一回去,健成在岛上就抬不起头,那顶“匪属子弟”的帽子戴上,这辈子都难,她是个妈,也是个烈士家属,可在台北那地方,她就是个“匪妻”,不回去,不是怕,是想让孩子过得顺当点。
一九七三年,吴石烈士的名分定了,北京西山纪念广场上,名字刻在第一排,王碧奎就看了一眼报纸,三两下叠好揣兜里,啥也没说,儿女再劝她回去,她就一句,西山太远了,哪是远啊,是不敢站到那碑跟前,怕一站住,自己就塌了,怕心里那个声音冒出来,说你可以哭了,太多年没哭过,真不敢放开,后来小儿子健成去了美国,绿卡拿了,婚也结了,工作也稳了,劝她也过去,说那边医疗好,她磨蹭了小半年才点头,也不是真想去,是怕孩子心里有疙瘩,觉得把娘一个人扔岛上,不孝,中国人这点事儿她门儿清,走的时候就一个皮箱,里头那件大衣还好好放着,走到登机口,嘴里小声念叨一句,这回我带你一块儿走,谁也没听见。
到了美国,一句洋文不会,买菜靠比划,问路靠眼神,洗衣服就瞅着别人怎么按,她跟着学,活得像个影子,世界就那么大,厨房到卧室,阳台太阳再好她也不去,就爱坐阴影里,切个西红柿都要摆成心形,前面放着丈夫的相片,华人社区让她去讲讲过去的事,她就摇头,我没啥故事,就是替他多活了几年,九三年冬天,肺里都是水,进了医院,医生还想救,她摆摆手,把大衣拿来,手伸进内衬里,那张纸条还在,字也清楚,人就闭眼了,没再说话。
临走前,拉着儿子的手写了仨字,回家吧,儿子还以为是回台湾,后来收拾东西,才在她贴身衣服的口袋里又翻出个纸条,上头是福州老家的地址,她要回的不是台湾,是那个家,九四年春天,骨灰从洛杉矶坐船到了厦门,吴韶成捧着盒子在码头说,娘,我们回家了,那天风真大,有人说,海峡的风把她憋了四十三年的泪全给吹干了,她为啥不回大陆,谁也问不出来,她也不说,那答案都在那些老物件里头,一针一线缝着一年又一年,米缸里压着念想,大衣是她的身份,纸条是一辈子的念头,那份苦她掰成了三份,一份给了命,一份给了那个时代,剩下那份,她自己一个人含着,不出声地往下咽,最后才尝出点甜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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