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护者说 | 胡泳：重思脆弱性

脆弱性不是缺陷，而是人的存在方式

人具有三重脆弱性：人的身体在生物层面上具有脆弱性，表现为机体必然会经历疾病、衰老与死亡，无法完全抵御外界的伤害与内在的退化；在社会层面上，身体处于制度、家庭与人际网络的深度依赖之中，容易因经济状况、资源分配或社会排斥而暴露于不平等和风险；在体验层面上，个体对病患、疼痛、失落与不确定性的主观感受使心理呈现出易受冲击、需要关怀的状态。

这三重脆弱性共同说明：人不是一个孤立而坚固的存在，而是处于生命有限性、社会关系和主观经验交织的脆弱场域之中。

“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条件。个体并非孤立自主的“理性主体”，而是时刻处于相互依赖、暴露在外与受影响的状态，这种状态既揭示了人的易受伤害性，也凸显了对他人和社会支持的根本性需求。脆弱性不仅体现为生物学的有限性，更嵌入社会结构与文化意义之中。

过往，我们把脆弱性看成人的缺陷。在现代性叙事中，“脆弱”常被理解为人之不完满的象征。从笛卡尔的理性主体到康德的自主人格，哲学传统普遍强调理性、自控与独立，形成了一个以自主、理智、坚强为核心的人类理想图像。在这种观念下，脆弱性被贬抑为“需要他人帮助”“情感化”“失控”的表现，因而需要被克服、被治愈或者被隐藏。

然而，随着20世纪现象学、存在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发展，这一“强主体”神话逐渐被解构。哲学家们开始意识到：人的存在总是被暴露于他者、世界与时间之中——我们会受伤、会老去、会失去，也会被他人的目光、语言和行动所塑造。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指出，“此在”（Dasein）之所以为此在，在于其“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存在从来不是抽象的孤立状态，而是始终处于与世界、他人和事物的关联之中。所谓“暴露”（exposure），正是这种存在方式的体现：人总是在与他者共在（Mitsein）的情境中显露自身。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相信，“存在于世”本身即意味着对世界与他者的暴露。这种暴露状态并非软弱，而是一种生成性的条件：人通过与他者的相遇而成为自己。每一次暴露，都是一次生成。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其现象学中强调，身体并非封闭的客体，而是一种向世界开放的结构。身体通过感知与行动与世界交织，既是经验的出发点，又是他者得以进入的门户。正是在这种“可被触及”的状态中，主体得以被世界塑形，世界也通过身体而显现。身体的开放性意味着人类存在的根本脆弱：我们无法完全掌控自身的边界，无法阻断他者的凝视或触碰。但正是这种无法自足的“被暴露性”，构成了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契机。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指出，主体并非以“我思故我在”的封闭自我为起点，而是从他者的面容（le visage）中被召唤，被迫作出回应，从而成为伦理的主体。伦理不是自我内在的属性，而是在关系中被唤起的存在方式。列维纳斯提出“面对他者的面孔”之伦理，要求我们承担一种源源不断的责任，即使这种责任超出了我们主动选择的范围，这一切正是建立在对脆弱性的认知之上。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通过交往行动理论强调，人类的社会存在本质上依赖于相互沟通、理解与共识的形成。这种对他者理解与互动的依赖，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存在的脆弱性：个体无法脱离他者而独立生成意义或行动，其行为和认知都在沟通网络中被塑造和限定。

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则从生命政治的角度指出，脆弱性与“裸命”（bare life）状态紧密相关，社会结构与政治权力创造了使个体处于脆弱与无意义状态的条件。对于阿甘本而言，脆弱性源于个体暴露于主权决策和权力行使的风险之中，而非人类本身的内在属性。如果现代国家的权力机制将生命政治策略与主权权力强化结合，使生命转化为“裸命”，那么生物伦理学必须成为保护脆弱个体的工具。

由上可知，脆弱性是一种对世界开放的存在状态：它意味着依赖、感受与回应的可能性，没有脆弱，也就没有关系、感情与意义。脆弱性既是主体生成与伦理责任的基础，也是社会依赖性与政治权力结构的体现。甚至，在后人类主义与全球危机（疫情、战争、生态灾难）背景下，脆弱性不再仅仅是个体的经验，而是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境况。正如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我们以相互依赖的身体存在于世界上，因此都处于受损的可能之中。”

如果说阿甘本强调的是生物伦理学如何面临挑战，需对脆弱群体善加保护，并质疑将生命转化为“裸命”的主权权力，那么，巴特勒在《脆弱不安的生命》（Precarious Life, 2004）与《战争的框架》（Frames of War, 2009）两书中，则致力于将脆弱性从伦理维度扩展到政治层面。她指出，所有生命都是脆弱的，但社会结构决定了哪些生命被看见、被哀悼，哪些生命被忽视、被遗忘。“脆弱性是普遍的，但它的分配是不平等的。”某些群体（如老人、残障者、移民、少数族裔等）被系统性地置于更高的受损风险之中。而在战争、难民危机、疫情与性别暴力中，某些群体的脆弱被制度性遮蔽。因此，承认脆弱性不仅是道德感知的觉醒，更是对社会正义的政治呼吁。

在巴特勒看来，真正的伦理政治在于：让“不可见的生命”重新变得可识别；让被否认的脆弱获得公共承认；让“共情”转化为“共责”（shared responsibility）。所谓“不可见的生命”，指的是那些被社会忽视、边缘化或遭受暴力威胁的生命，伦理政治的任务，是通过公共承认、话语和制度，让这些生命“可识别/可哀悼”（recognizable/ grievable），即让社会感知其存在与痛苦。脆弱的主体（vulnerable subject）只有在公共领域被承认，其脆弱性方可获得社会回应。同时，伦理政治不只是对脆弱的感受或同情，而是将感知转化为行动和责任。“共责”意味着每个人都承担起对他者脆弱的回应责任，将伦理从情感经验延伸到社会实践。

从脆弱性走向韧性

“强主体”神话逐渐瓦解，“脆弱的主体”代之浮出水面，体现了一种对脆弱性的正向认知。“脆弱的主体”并非指弱者或有缺陷的个体，而是指承认自己脆弱、需要依赖他者并由此承担伦理责任的人。现代社会普遍强调“自我优化”、“抗脆弱”，鼓励个人不断提升能力、增强独立性。然而，这种思维模式容易忽视脆弱性作为人类共通条件的重要性。通过重新理解脆弱性，我们可以在教育、医疗、政策和技术领域实现更为包容、责任导向和可持续的实践。

事实上，我主张应以“脆弱的主体”取代自由主义传统中所强调的“自主而独立的主体”。与真实的生活经验和人类处境相比，前者更能代表人的存在状态。脆弱的主体应成为政治与社会努力的中心。在此基础上所构想的国家形象，将更能回应并承担起对脆弱主体的责任——只有通过这样的再想象，我们才有可能实现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

为此，我们需要为“脆弱性”一词争取一种新的理解，将其用来描述人类生存的普遍、不可避免且持久的特质，并将这一特质置于社会与国家责任的核心。这意味着，首先要摆脱脆弱性以往有限且负面的关联，即把它等同于受害、匮乏、负担、依赖或病理状态等。举例来说，公共卫生话语中常提到“脆弱人群”（vulnerable populations），如感染HIV/AIDS的人群和绝症人群。生活在贫困中或被关押在监狱里的人群，也常被标记为脆弱人群。儿童和老年人则是更容易唤起同情心的典型脆弱群体。

在传统医学和心理学视角中，脆弱性往往被病理化对待，出现诸如“老年脆弱”、“心理脆弱”等判断。老年医学中的“脆弱老年人”（frail elderly）概念强调身体功能下降、免疫力减弱以及多重疾病的共存。心理学领域对“心理脆弱”个体的关注，往往集中于焦虑、抑郁或情绪调节能力低下的表现。病理化的脆弱性视角具有明确目标：通过医疗干预、心理治疗或社会支持来修复缺陷，实现个体能力的“恢复”或“优化”。

这种视角强调对抗和调优，目标是消除或弥补脆弱。个体被要求维持某种“健康”或“自主”的标准，以符合集体对“正常生活”的期待。它极易导致社会排斥和污名化，将弱势群体视为负担或治理对象，而非具有回应性与主体性的人。当脆弱被还原为个体的生理或心理“缺陷”时，它便失去了作为人类境况之核心的伦理意义。唯有当脆弱被从“缺陷”转化为“关系性”的存在维度时，社会平等与政治责任才可能获得更为丰富而积极的诠释。

正如女性主义法学家玛莎·芬尼曼（Martha Fineman）所强调的，脆弱性作为揭示权力与依赖关系的重要分析工具，不仅披露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受限处境，更指向国家与制度的积极责任。脆弱性范式强调制度的角色：它们如何分配资源、特权、利益与负担，以及制度自身可能面临的脆弱性。“脆弱性分析”（vulnerability analysis）关注的是社会已经建立并将要建立的制度结构，同时追问这些结构又是如何管理我们共同的脆弱性的。

通过将脆弱性从个体层面的病理化概念转向社会政治层面的分析，芬尼曼提示我们，国家与社会必须通过更公平、有效、具有韧性的制度安排，来应对所有人不可避免的脆弱性。这种视角强调责任、平等与制度设计，而不仅仅是个体能力的提升或自我保护。

芬尼曼主张建立一个更具响应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承认脆弱性的普遍性与恒常性，同时提供构建韧性的机制”。她写道：“韧性是我们应对脆弱性的基本但不完全的解药。”“韧性赋予个体从伤害或挫折中恢复的手段和能力，而个体的韧性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可支配的资源或资产的质量与数量。”换言之，国家应当在保障形式平等的基础上，确立一种关注结构性依赖、照护关系与社会支持系统的实质性平等机制，使社会能够真正承认并回应个体的脆弱处境。

经过重新审视，脆弱性这一概念可以作为一种启发性工具，引导我们回过头去检视那些塑造其原有社会和文化意义的隐性假设与偏见。脆弱性提出了新的问题，带来了不同的思考视角，并开启了新的批判性探索路径。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的义务结构，使“照护”与“正义”成为公共政治的核心议题。

尊严源于我们对他者脆弱性的应答

理解脆弱性始于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识：许多事件最终超出人类控制。我们的身体性意味着我们会受伤、会生病、会死亡；我们在心理层面也具有“易受伤性”，即某些内部特质或外部环境因素会增加个体对负面体验（如焦虑、抑郁、失落、创伤反应）的敏感性和反应强度。假如我们因疾病或伤害而倒下，也许还会遭受经济和制度层面的损害，因为现有关系会被打断。

在这种生物—社会—经验交织的脆弱性中，关怀伦理（ethics of care）得以确立。正是由于人类在生物、社会与体验层面的不可避免的脆弱，才使得关怀、责任与互依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价值。脆弱性不是应当被否认或克服的缺陷，而是人类关系与责任生成的根本条件。关怀伦理通过回应他人的脆弱性来建构伦理主体性，它主张责任先于自主，关系先于个体，脆弱性因此成为伦理思考的基础维度。

换言之，人的身体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交汇点：在生物层面，它承载生命的有限性与必然性；在社会层面，它暴露于制度安排与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影响；在体验层面，它成为痛苦、依赖与情感的感知场域。三重脆弱性不仅揭示了人的存在状态，也为关怀伦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即：通过承认并回应这种脆弱，才能建立起真正人性化的、公正的社会关系与制度。

与习以为常的功利主义或契约论相比，从脆弱性出发的关怀伦理更能有效维护人的尊严。功利主义以总体幸福最大化为原则，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以“成本—效益”的计算逻辑来衡量生命价值，这种逻辑容易将人的价值简化为可加总的利益单元，不可避免地会忽视处于弱势与依赖状态的个体，因为他们的“效用”难以量化，或总是被视为负担。而契约论强调平等主体之间的理性协商，前提是个体具备充分的自主性与谈判能力。然而，那些最需要被照护的人——如老人、病患、残障者——往往缺乏平等谈判进入契约的能力，他们在契约逻辑下被边缘化甚至陷入沉默的处境。

相比之下，以脆弱性为出发点的关怀伦理，不仅将尊严建立在理性自主之上，而且将其植根于对脆弱的回应之中。人的尊严在这里被理解为一种“不因能力、效用或契约地位而受损的存在价值”，它要求社会在制度与实践中优先考虑如何保护和回应脆弱生命。这种基于脆弱性的伦理学转向，使关怀不再是附属的或临时性的措施，而是人类社会维系尊严与公正的核心机制。

尊严的真正保障并非源于效用的最大化或契约的约定，而是源于我们对他者脆弱性的应答。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化教育人们：“不要悲伤或脆弱。如果你真的那么难过或者难受，一定要学会隐藏它。”可是，不能悲伤，不能脆弱，人又如何得享尊严？

所有责任的承担，其实都意味着一个对脆弱的接纳过程，愿意接受羞耻、匮乏、恐惧、焦虑和不确定的体验。如人类行为学研究者布蕾内·布朗（Brené Brown）所说：“脆弱性是爱、归属感、快乐、勇气、同理心和创造力的诞生地。它是希望、责任感和本真性的来源。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目标更加明确，或者让精神生活更加深入和有意义，那么，脆弱性就是一条道路。”

我特别想补充的是，脆弱性的道路是双向的。孩子可以脆弱，老人可以脆弱，而在养育者和照护者允许他们的关怀对象显示脆弱性的时候，自己也大可示弱。双向的脆弱在照护中体现为：照护者承认自己不是全能的，而是带着诸多有限性与被照护者同行。照护者若假装坚不可摧，就很难真正“看到”他人的需要；只有承认自己的有限和不安，才能敏感地捕捉他人的脆弱。

有没有意识到，照护者也可能被照护对象照护？人们往往把“照护”想象成单向的——照护者给予，被照护者接受。但事实上，照护关系经常是双向、互为主体的，我将此称为“反向照护”。当我们意识到照护者也可能被照护对象“反过来照护”的时候，照护关系就从单向的“供给—接受”，转变为一种共同脆弱、互为支撑的关系。

比如，我照顾我母亲的过程中，尽管她那么糊涂，偶然明白时说的一句“谢谢你”，就足以让我在劳累中感到被理解和安慰。我深信，即便是最脆弱的人，也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他人。哪怕只是一个眼神、一声轻轻的呼吸，都可能成为照护者坚持下去的力量。或者，用列维纳斯的话来讲，他者的脸本身就具有呼唤力，让人感受到责任。

只有当照护者承认自身的不安与局限时，才能真正与被照护者建立互为主体的回应关系。照护者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施予者，而是与被照护者一样，处于相互依赖的网络中。照护者与被照护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只是一种假象：脆弱性不是失能，而是对依赖关系的正视与承担；脆弱性也不是弱点，而是爱与连结的入口。

必须承认，脆弱性并不总是一种轻松、积极的体验，但它也不是人们所说的黑暗情绪。事实上，脆弱性是所有情绪和感受的核心。情绪就是脆弱。感受就是脆弱。认为脆弱性是弱点，就等于认为情绪是弱点，感受是弱点。如果由于害怕脆弱，由于担心代价太高，从而选择逃避责任，就是离开了赋予生活目的和意义的东西。

真正勇敢的人不会回避脆弱，而是选择以诚实和公开的方式面对它。重思脆弱，就是要通过拥抱不确定性和风险，来过上充足的生活。照护的力量，不是来自装作坚不可摧，而是来自那句简单却真切的话——“我没有万能的解决办法，但我会在这里陪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