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企业史和人类学可以互相借鉴吗？

【编者按】本文系福建师范大学企业史研究团队编译的"企业史与人类学"系列论文第二篇《企业史和人类学可以互相借鉴吗？》。译文如有讹误，敬请学界前辈同仁斧正。

企业史和人类学可以互相借鉴吗？

佩尔·H.汉森(PerH.Hansen)，R.丹尼尔·瓦德瓦尼(R.Daniel Wadhwani)

坦率地说，作为企业史学者，我们虽对企业人类学并无专深研究，但在研读相关学术文献时，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两个学科在学术关注点与研究实践层面存在着某种相似性。

这些相似性源于两门学科共同的渊源与长期共享的学术关切。和历史人类学家一样，企业史学者始终关注具体情境与个案化理解，并持续批判其他商科领域中盛行的同质化研究范式，及其对历史与文化所作的过度简化和程式化表述。随着企业史学科的自身演进，学界对企业史研究开始日益重视文化视角的阐释，甚至可称之为人类学转向，这使两门学科的相似性也愈发强烈。

从某种角度来看，将企业史与企业人类学相提并论或许稍显突兀，因为在很长时期内，这两门学科几乎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关联。整个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企业史研究既对人类学缺乏兴趣，也对文化持有颇为单一维度的认知；而人类学领域直至二十世纪末才将企业纳入其研究视野。

然而我们相信，当今的企业史学者与企业人类学者确实能够实现互利共赢，并为组织、企业及管理研究领域的其他学科带来启示。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二十世纪企业史领域的发展脉络，继而论证为何当下正是与企业人类学开展深度对话的恰当时机。然后我们将围绕对两门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三个议题展开讨论——历史功用法探究、情境化阐释与实证材料运用。这些领域正是双方能够相互借鉴的关键所在。

企业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

与其他所有学术领域和学科一样，企业史学者耗费大量时间试图厘清“企业史究竟是什么”。这自然如同射击移动靶，因为与大多数学科相同，该领域在研究主题、问题意识与分析策略等方面已发生显著演进。

作为制度化的研究领域，企业史大致在二战前步入成熟阶段，哈佛商学院于1926年创办《哈佛企业史学会公报》可视为重要标志。然而对企业史的兴趣早在此前便已萌芽：19世纪的经济历史学派将企业与企业家的历史研究视为重要平衡力量，用以对抗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高度理论化且均衡导向的市场观。

这些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发现了新的可能，转而强调行为主体的能动性、思维与意志在经济进程中的重要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根本特征在于颠覆与变革而非均衡。正是这种将历史视为根本务实之学的认知，关注真实经济情境中的真实人群，与经济学高度抽象理论化的特质形成鲜明对比，塑造了企业史早期在少数商学院成为独立学科的轨迹。

熊彼特

在战后时期，熊彼特（Schumpeter）关于创业者与创业精神的理论深刻塑造了该学科的发展轨迹，而这些思想本身又深深植根于十九世纪的历史主义传统。熊彼特曾倡导并短暂激发过一股跨学科研究浪潮，旨在探究创业活动及其在经济变革与发展中的作用。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该领域的研究焦点呈现双重转向：其一，随着新经济史学的兴起，学界日益聚焦于经济学解释与实证方法；其二，研究重心从理解企业家及其时代背景转向大型企业组织研究——主要由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及其著作《战略与结构》《看得见的手》《规模与范围》所推动。因此，企业史的研究视野逐渐从个体转向组织结构。

正是钱德勒的著作使企业史首次突破小众学者圈进入公众视野。因为麦肯锡咨询公司发现《战略与结构》，并决定将其奉为北美与欧洲大企业的咨询手册。企业史由此首度以规范化的方式被用来为公司的战略竞争提供应对方案。此举虽提升了企业史在商学院的学术地位，却也固化了其聚焦大型企业战略及结构的狭窄研究视野。

《战略与结构》

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甚至延续到90年代，企业史与人类学几乎毫无关联。当时绝大多数企业史学者都从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与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所倡导的功能主义交易成本经济学中汲取灵感。尽管实证材料揭示了商业实践中的复杂状况，使学者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抱有一些怀疑，但大多数企业史学者仍认同该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前提，即个体是理性的、独立的，并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标。

在这数十年间，企业史与主流史学之间的鸿沟日渐加深，双方在学术思想与研究范式上几乎全无交流。正因如此，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兴起对企业史影响甚微，这一领域仍固守对企业本质的客观主义认知。语言学的转向以及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元史学》中有关叙事性的探讨，几乎完全未引起企业史学者的关注，而民族志方法在历史学界日益广泛的应用，也同样未引起他们的关注。

海登·怀特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变革开始发生。可以说，正是源自符号学与人类学启发的“文化转向”推动了这一转变。这一发展动力一方面来自历史学科内部：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文化史及其相关研究方法已在该领域广泛普及；另一方面则得益于组织研究学者，特别是批判研究学派，开始将目光投向组织的历史维度。

或许可以认为，企业史领域能够孕育"文化转向"，正是得益于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在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尽管诺思的研究最初主要着眼于分析正式制度的作用，但他后来逐渐将重心转向对非正式制度、心智构念与思维模式的探讨，这一转变无疑为企业史深化对文化、规范、物质及实践等层面的关注铺平了道路。

尽管不应过分强调人类学对史学研究的启发，但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无疑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书主张“深描”，注重意义建构，并追求理解而非普遍概括，不仅成为历史学界文化研究范式的重要参照，甚至一度是唯一范本。而格尔茨学术思想在学界所获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微观史学方法的兴起，而这一方法的流行是由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与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开创性研究所推动的。

《文化的解释》

然而，企业史研究中对文化路径的转向不宜被高估。2008年出版的《牛津企业史手册》（Oxford Handbook of Business History）中，“研究路径与争论”部分收录了“企业史与历史学”“经济理论与企业史”“企业史与经济发展”“企业史与管理学研究”“历史替代路径”以及“全球化”等章节，而所有涉及文化视角的内容，均被置于末章——第25章“企业文化”。同样，在“企业史与管理学研究”这一章里，尽管设有“困于他处：游走在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企业史”小节，但对“文化”仅作简要提及，“人类学”则全然未见。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从事企业史研究的学者逐渐认识到，若要真正理解历史行动者的行为与世界观，仅靠经济学，乃至更全面的功能主义社会科学，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希望理解历史行动者如何感知并诠释其世界、他们为何如此理解，以及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何以形成并沿特定路径演变，那么企业史研究就必须致力于追溯意义的建构过程，并深入理解历史行动者的具体实践。这种研究取向必然要求超越经济学追求普遍性解释的学术目标，转而聚焦于具体时空背景下所谓“情境”的特殊性，这也是我们将在下文略加探讨的议题之一。

《牛津企业史手册》

因此，部分企业史学者开始推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以下观念启发的论文与专著：即认为世界（包括过去的世界）本质上是由文化建构而成的。秉持这一理念的学者正逐渐摆脱传统现实主义范式的束缚，转向采用叙事研究方法，重点关注组织、行动者及社会内部对历史的运用。在叙事研究及历史方法运用等相关观点的探索与发展方面，哥本哈根商学院企业史研究中心专门投入了大量精力。

因此，我们正处在学科发展的关键阶段，此刻我们认识到，不仅可以从企业人类学中汲取丰富养分，或许也能为其贡献自身价值。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围绕三个议题展开探讨：即历史功用法探究、情境化阐释与实证材料运用，以期推动富有成效的学术对话。

历史功用法探究

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皆认同历史具有重要性。然而这种共识往往源于对"历史"内涵及其作用方式的不同理解。人类学家视历史为"活态历史"，关注历史叙事与仪式如何影响当代组织中的行为主体。传统历史学家则基于显见的原因，认为历史本身即具价值，我们书写历史的前提，正是因为理解当下事物起源与演变的过程十分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当某些企业史学家转向文化研究时，他们与人类学家在"历史功用"这一新兴研究领域找到了潜在的学术共鸣。

在历史功用法的探究中，历史并非指过去本身，而是关于过去的叙事。历史被视为人类行为主体理解并赋予世界意义的重要途径。据我们理解，这正是人类学家提出“活态历史”概念的核心意涵，这种历史运用往往表现为无意识的状态。然而，行为主体与组织也常会为达成特定目标而进行有意识的历史运用。因此在分析历史功用现象时，我们发现区分“现象认知型”与“工具利用型”两种历史功用模式具有重要的解析价值。

“工具利用型”历史功用指有意识地运用历史以实现战略目标等意图，而“现象认知型”历史功用则指向所有历史行为主体都深植于某种无法脱身的历史叙事之中。换言之，行为主体可能会陷入他们自己的历史叙事中，只有自觉地利用历史，他们才能意识到这种困境，并重塑他们的组织，以影响变革。丹麦小说家马丁·A.汉森（Martin A. Hansen）曾言："传统若未被审视，便成为历史的宿命形态。"此言深刻揭示了组织或个人如何被困于自身历史叙事，即”传统”之中。

企业史学者开始关注历史功用，因其既能塑造又能制约行为主体的认知、决策与行动。历史叙事及其承载的记忆与认同，在造就铭记的同时也造成遗忘，并形成路径依赖：当形势稳定时，这种路径依赖可成为组织优势；而当面临外部压力需要变革时，它却可能转化为阻碍变革的桎梏。在我们的研究中，"历史功用"理论框架有效解释了历史叙事如何影响组织与行为主体的决策。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在我们看来，历史功用法探究极有可能成为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我们所研读的人类学著作，对历史在现象认知层面如何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及行为方式有着深刻洞见。从我们的视角出发，历史总是以叙事形态呈现。且至关重要的是，任何社会或组织都存在于历史脉络之中。历史始终伴随我们的思想、认知与实践，我们认为未来一个极具前景的研究方向，正是探索组织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有意识地运用历史作为战略工具，既为达成特定目标，也为行使并合法化其权力。

情境化阐释

情境是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有共同观点或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情境之所以重要，我们认为是源于人类学与历史学论述的特殊性。作为注重特殊性的学科，二者的目标并非提出普适性结论，而是要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深层理解。正因如此，时间与空间绝非抽象概念，恰恰相反的是，这两者对于我们理解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与制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所有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都会立即认同情境的重要性，但在具体处理方法上却往往趋于复杂化。历史院系的方法论课程通常不会专门教授情境分析技巧，而根据我们的观察，两个学科对待情境的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通过探讨我们各自进行情境化分析的研究方法，这两个领域或可相互借鉴。

在我们看来，多数历史学者倾向于将情境视为历史发展所塑造的结构与制度框架，几乎是外在于行为主体世界的客观存在。而人类学者则通常认为，情境是由行为主体在生活实践中主动构建的产物。何种研究路径更具成效尚存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问题本身值得深入探讨。

我们认为，情境化问题实质上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这两个维度既需要更深入的思考，也构成了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共同面临的研究挑战。其一是行为主体如何理解自身所处情境的问题。坚持认为必须在特定时空下理解主体行为，本质上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行为主体如何认知自身所处的“空间”与“时间”。在此问题上，我们认为历史学者或可借鉴民族志研究方法，以更批判性的视角来理解情境。

第二个情境化问题涉及我们应选择何种背景来定位研究对象。无论是史学家还是人类学家，都无法单纯在研究对象自身的情境中进行叙述，而必须有所取舍。对史学家而言，这种情境抉择与如何划分历史时期密切相关，尤其牵涉到我们对自身所处时代以及研究对象所处时代之间关系的预设。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人类学家可以从历史学家那里借鉴一些有用的东西，来理解时间界限，就像文化界限一样，是如何在定义我们的研究对象所处的情境中起作用的。

当然，任何关于情境的讨论，都必然会引向另一个根本问题：我们阐释所基于的文本依据是什么。这便将我们引向了下一个承前启后的核心议题，即我们学科赖以立身的实证基础。

实证材料运用

尽管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往往认同历史与情境至关重要的基本前提，但在考察这些要素如何发挥作用时，双方对实证材料的偏好却存在长期分歧。虽然两门学科都高度注重实证性，但历史学家主要依赖文献资料，而人类学家则似乎更倾向于以访谈和观察作为实证基础。历史学家通常对访谈，即口述历史，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们更青睐在研究时期内产生的实证材料。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在批判性运用非文字实证材料方面，可以从人类学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随着历史学家对行为者“历史功用”的关注日益增长，我们需要直面这些利用方式呈现的多种形态问题，而人类学的研究资料与方法无疑为此指明了一条前进方向。

但在研究中创造性运用书面文献方面，历史学家同样能为人类学家提供诸多启示。尽管历史研究有时仍受制于柳德米拉·乔丹诺娃（Ludmilla Jordanova）所称的“档案崇拜”，但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其特点恰恰在于史学家所用史料范围的动态拓展，以及在分析与诠释中展现的真正创造力。

柳德米拉·乔丹诺娃

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早已超越其最初审视官方政治文献的范畴，开始广泛汲取各类史料，借此揭示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生活图景。更为重要的是，解读这些史料的历史实践方式已然演进，使学者能够“逆向解读”史料，并关注权力阶层之外的群体声音。

随着企业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更深入地探究历史在不同行为者中的运用及其情境问题，对这些实践的探讨或将取得特别丰硕的成果。

结论

在这篇简短的论文中，我们试图探讨企业史与企业人类学在哪些领域存在共同研究兴趣。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领域在商学院的社会科学体系中都处于边缘地位，但我们强烈认为，它们所能贡献的价值远超主流商学院学科所认可的范畴。

若要提升企业人类学与企业史在企业教育与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一个显而易见的起点或许是促进这两个学科间的深度对话。我们希望本文能为这场对话贡献微薄之力。

本文编译自Friedman, Walter A. et al. “Opinions: Business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Journal of Business Anthropology3no. 1(2014): 51-59.

作者简介：佩尔·H.汉森(Per H. Hansen)，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

R.丹尼尔·瓦德瓦尼(R.Daniel Wadhwani), 太平洋大学及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

注：

1.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企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立场。

2.本文章仅用于学术分享，版权归原作者以及出版机构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文章。

3.本文章所附照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4.本文章编译时为方便阅读，已省略注释及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