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拉最新自传《寻找我的路》：坦白从“神坛”到重新清醒的心路历程

马拉拉有些不一样了。在她的社交媒体动态中，人们可以看到她戴着一顶宽边草帽，伴随绿洲乐队演唱会现场的《Roll With It》律动而点头应和，丈夫阿瑟·马利克（Asser Malik）则在旁边咧嘴灿烂地笑着；有时候，她会在马利克安排下去上板球课，或者学习打高尔夫，她开玩笑说，尽管他们都热爱板球这项运动——马利克本身就是巴基斯坦板球委员会经理出身——但她从未看到马利克打板球的样子，也许他打得一塌糊涂，“我真怕看到那一刻”。轻松、温馨，充满平凡生活中琐碎的新奇感，似乎很难叫人将这个明媚的女孩与13年前那个被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分子射中头部后躺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医院、11年前以17岁年纪成为诺贝尔和平奖最年轻得主的女孩联系在一起。但她仍然是她，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这个名字和她过往的经历一样，早已为全世界人所熟知。

△巴基斯坦女性教育活动家马拉拉·优素福扎伊。

人们知道马拉拉，是因为她自小便致力于在家乡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斯瓦特山谷地区对抗塔利班势力的影响，倡导女童受教育权。2009年，她以“古尔·马卡伊”为笔名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乌尔都语网站上撰写博客，开始记录自己在巴基斯坦塔利班占领斯瓦特期间的生活；她公开亮相巴基斯坦电视台，大谈女性教育，并被推举为斯瓦特地区儿童基金会儿童大会主席；2011年，时任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Yousuf Raza Gillani）授予她全国青年和平奖，并宣布以她的名字重新命名斯瓦特当地一所中学。这种公开的行动主义在为她赢得更大的国际声誉的同时，也招来了杀身之祸：2012年，年仅15岁的马拉拉在乘坐校车回家途中遭到塔利班成员暗杀，头部和颈部中枪，性命垂危。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她被紧急空运至英国伯明翰的伊丽莎白女王医院，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终于平安出院。然而，这一事件也永远改变了马拉拉的人生轨迹：尽管随后爆发的抗议活动促使巴基斯坦政府批准了第一部《受教育权法案》，但塔利班在该国盘根错节的势力也意味着马拉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返回故国。随着父亲齐亚丁被任命为巴基斯坦驻伯明翰领事馆的教育专员，她也入读伯明翰的埃德巴斯顿女子高中。当然，她的行动主义仍未停止，并将自己过去所有的勇气与梦想写在了2013年出版的自传《我是马拉拉》中。

但那远远不是马拉拉故事的全部，甚至不是她的早年生活的全部——毕竟，那时的她只有16岁，而直到12年后的今天，她也仅仅28岁。那起致命的枪击事件曾经将她推上神坛，将她塑造成“现代的圣人”“全世界最著名的青少年”，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它是如何给她带来了昏乱的幻觉，又如何使她重新清醒。“如果他们能和我坐下来谈谈，我就能说服他们，让他们停止这种厌女和暴力的统治。”在最新自传《寻找我的路》（Finding My Way）中，马拉拉这样回忆起自己多年前躺在伊丽莎白女王医院的病床上时，脑海中想象的与塔利班高层的对话。她记得自己在一个笔记本上写满了这场想象中的谈判所需的种种辩论策略与发言要点、《古兰经》中佐证女孩也能接受教育的经文，还有那些能够促成这场会面的潜在记者名字。当然，这一切从未真正发生。直到多年以后，直到2021年阿富汗重新迎来塔利班掌权后，她回想起那时“幼稚”的信念，只“感到一阵羞愧”。“我觉得过去的那段经历只是我人生中很短暂的一段时光，那时的我还未完全成为现在的自己。”她在一段最新采访中这样说道。“当人们赞扬你并给你冠以各种美好的头衔时，他们确实是出于好心。但问题在于随之而来的期待。”在马拉拉有了更多现实的经历——她作为一个平凡女孩在校园和生活中的经历之后，她似乎终于找到了那个聚光灯之外更真实的自我，和再度为世界发声的勇气。

△2012年，马拉拉遭遇枪击后躺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医院。

真正的勇敢

从枪击案后的昏迷中醒来后，马拉拉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半瘫痪的面部，还有她在真实生活中身份的抹除。那个调皮捣蛋的女孩被重塑为一个“神话般的女英雄”，一个“因为塔利班夺走了她的书而不得不发声的壁花少女（wallflower，指社交活动中害羞、不受关注的女孩）”——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圣洁形象，却让她一度挣扎于此，觉得自己应该成为“某种偶像，无法再过正常生活、不能犯傻、不能搞笑，也不能打破某些社会规则并制造麻烦”。因此，尽管马拉拉在英国的新生活使她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自由，但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虚假”的自由。在埃德巴斯顿女子高中，她“只交到了一个最好的朋友”；当她进入牛津大学后，最初的一切也都是在随时跟在她身后不远处的便装安保人员的保护下按部就班进行的。直到一次特殊的惊恐发作，让她第一次意识到事情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

那是她在朋友的怂恿下第一次吸食“水烟”，但她在走回宿舍的路上却突然失去了意识，最终由一个女伴将她背回房间。然而，在床上，她仍然辗转难眠，几分钟前她在昏迷中看到的模模糊糊的景象再次在她的脑海中上演：大巴、男人、枪、四处喷溅的鲜血，还有她的身体被嘈杂的人群抬着冲向救护车的场景。多年来，马拉拉一直以为自己已经从这场枪击事件带给她的身体和精神创伤中痊愈，早已将其中所有不愉快的体验抛诸脑后，然而，由一支“水烟”引发的闪回使她不能自已地重温着那些最痛苦的时刻：从校车上的枪击，一直到她在塔利班的阴影笼罩下成长起来的童年。“在那之前，我从未像这样真切地感受到那次袭击的冲击，但就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仿佛又重新经历了这一切。”马拉拉在《寻找我的路》中写道。那天之后，她又经历了几次类似的惊恐发作：浑身冒汗、颤抖，呼吸困难，心怦怦直跳，难以入睡。初入大学生活的美好假象开始消散。但与此同时，她还要安慰朋友们，告诉他们自己一切正常。“我是那个 ‘被塔利班枪击的女孩’。我应当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她试图自我勉励，直到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她去看了心理医生，却被告知问题并不在于治疗，而是她需要真正接受并拥抱那些过去，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她自己的一部分。“我经历了一场枪击，似乎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影响，我一笑而过。我以为没有什么能吓到我，我有一颗非常强大的内心。后来，我却开始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感到恐惧，这让我崩溃了。但是，就是在这段历程中，我意识到了真正的勇敢意味着什么，那是你不仅能够对抗外面的真实威胁，也能够战胜内心的恐惧。”她说。

△2024年9月，马拉拉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附近参加一场青年女性集会。

从此以后，马拉拉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她接受自己的平凡与脆弱，接受她因频频参与公共事务而致使学业受影响的事实——本科第一年结束时，她只取得了二等二级的成绩；但她也在平凡中寻找更真实的自我。她加入了大学赛艇队，报名参加众多社团，参加深夜派对，还曾和朋友偷偷爬到校园钟楼的屋顶上。她坦言，就是在屋顶俯瞰校园的那一刻，她感受到自己“正在经历真正的大学生活”，因为那让她“触及了自己以为已经消失的那部分自我”，那个“从小就热爱冒险、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自我。“我不在乎自己做错了什么，不在乎别人会怎么看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必须活出自己的人生。”

也正是这种信念让马拉拉最终决定与阿瑟·马利克步入婚姻殿堂。实际上，尽管她与马利克对彼此一见钟情，并一直保持甜蜜的恋爱关系，但她花了很长时间才确定自己做好了结婚的准备。在那之前，马拉拉一直是婚姻制度的怀疑者，在爱情、女性主义和恐惧之间摇摆不定。“我还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非得结婚。如果你只是想让某人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为什么一定要登记结婚呢？为什么不能仅仅是保持一种伴侣关系呢？”2021年接受《卫报》采访时，她曾这样反问。她说，在巴基斯坦长大的那段时光给了她这样一种感觉，即步入婚姻就意味着“一个毫无机会可言的未来，你的生活将完全由你的丈夫来决定”。她想到自己成长过程中结识的那些朋友如何受到包办婚姻的糟糕影响，“有成千上万的女孩因为包办婚姻而无法完成学业，生活不复从前”。这段采访的发表让马拉拉在家乡成为众矢之的。宗教保守派人士指责她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背叛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开伯尔-普什图省议会机构的议员们甚至就她的言论进行辩论；就连她的父母也备受周边亲朋好友的压力，并将这种压力转移到马拉拉身上，要求她发表声明，重新阐述对婚姻的看法。

△2023年 9月，马拉拉与丈夫马利克在纽约出席开云基金会第二届“关爱女性”年度晚宴。

马利克便是在这时站了出来。他们已经相恋数年，却一直没有对外公开关系。他打电话给马拉拉的父母，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解释她对婚姻的看法并说服他们接受。他们似乎对这个未来的女婿颇为满意。结果，几个月后，两人便在马拉拉父母位于伯明翰的家中，按照伊斯兰的仪式流程举办了婚礼。马拉拉承认，如果不是因为父母的干预，她本不会这么快就结婚。然而，拒绝结婚不仅会导致家庭内部的冲突，还可能引发国际性纷争。“我愿意和我的父母争执吗？愿意就人们不举行传统仪式而直接同居的问题发起新的争论吗？”另一方面，她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婚姻的理解。她与马利克就女性与平等的问题展开推心置腹的交谈，发现彼此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惊人的一致，她知道，自己“找到了那个对的人”。“我应该成为女性的倡导者，但即便是我也在对婚姻的看法上存在局限性。”马拉拉说。她后来意识到，一切“其实没有那么大差别”。婚后，她和马利克住在伦敦泰晤士河岸的一间公寓里，共同分担家务，也都不做饭，而是选择外出就餐或在家点外卖。当然，她并不后悔自己曾经有过的犹疑——她相信那恰恰是一种“慎重考虑”的过程。“更多的人应该知道，即便是公认的女权主义者和活动家，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看到世界的真貌

年少成名的光环渐渐褪去，马拉拉看见了更真实的自我，也看见了更真实的世界。在青少年时期，在她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她曾相信这个世界是容易改变的。她开创了一种独特的行动主义模式：行事谨慎、注重共识，选择与相关机构合作而非对其提出指责。这种模式更多地依靠她与合作者拍照握手交流，而非拿着麦克风发起示威活动。她相信，与其大声疾呼地抗议，不如切实合作，逐步推动改革。然而，当美军宣布在2021年8月从阿富汗撤军，将这个国家交还于塔利班的控制之下时，她才意识到，这种理想主义是多么自以为是。她写道，她当时给多国政客发送电子邮件，请求他们协助将马拉拉基金会在阿富汗的合作伙伴安全撤离。然而，回音寥寥。“多年来，我总是面带微笑与这些领导人合影，在领奖台边与他们握手——但没有一个领导人接起我的电话，也没有人回复我的信息。对于掌控世界的那些人而言，我不过是一次拍照的机会而已。”拜登、约翰逊、马克龙、特鲁多，马拉拉在《寻找我的路》中指名道姓地写道。恰恰是女性政治家向她伸出了援手：时任挪威首相索尔贝格、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当时担任卡塔尔外交部副部长的洛瓦·阿尔-卡特（Lolwah Al-Khater），马拉拉回忆，是她们挺身而出，帮助转移了马拉拉基金会的许多阿富汗伙伴。

“我确实变得更加愤世嫉俗了，但与此同时，我仍要努力工作。我知道，只有保持乐观心态，才能继续前行，因为你别无他法。”如今，马拉拉基金会仍然在为多个国家的女童教育项目提供支持，为了维持资金来源，马拉拉仍需不时与资助者和世界领导人建立关系，也不可避免地招致批评者的诟病。她常常被拿来与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做比较。后者被认为是一个更加身体力行的青少年活动家，尤其在最近的加沙危机中，通贝里亲自登上“自由船队”从西班牙启航前往加沙。相较之下，人们质疑，身为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穆斯林活动家之一，马拉拉在她的那些有关加沙或阿富汗女童困境的社交帖子中，如何还能夹杂她参加一级方程式赛车活动和看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的照片。这当然不公正。就在今年9月，马拉拉在埃及探访了被安置在那里的巴勒斯坦儿童难民，并宣布从马拉拉基金会拨款10万美元救助。“我希望我生活在一个只要发个推文就能让战争停止的世界。”她开玩笑道。马拉拉已经决定走她自己的路。“这确实很难。”她说，“我真的希望能有更多表达自我的自由。”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

撰文：之白

编辑：北北

图片：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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