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33年的石油部，共历任六位部长，他们都是谁？

“1955年3月的那个上午，总理在中南海会议室说：‘石油得有人抓，否则工业化就是空中楼阁。’”这句简短的叮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能源版图上一块重要基石——石油工业部的正式诞生。此后33年间，六位部长先后执掌这一核心部门，他们的履历、性格与决策，刻下了共和国石油腾飞的清晰年轮。

抗美援朝刚刚告一段落，全国钢产量不过几百万吨，重型卡车依旧靠进口，油料更是捉襟见肘。要想让拖拉机开进黑土地，让军队拥有持续机动力，一整套从勘探、钻井到炼制的体系势在必行。石油部的设立，恰恰对应了这种迫切性：统筹专业人才、资金、设备，甩开膀子大干“黑色粮食”。

首任部长李聚奎是个“意外”。在外界眼里，他的标签一直是“将圣”，长征时冲破娄山关、腊子口，转战四野后又把后勤抓得滴水不漏。1955年，被请去管石油时，不少人疑惑：一个打仗的行吗？李聚奎没回嘴，他把部队带兵的思路搬到钻机旁——分区包干、夜战施工、责任到人。辽河盆地的试探井连续见油，他却只说一句：“战场不分枪炮和泥浆，只要能赢。”三年任期，石油部初具雏形，勘探队伍从几千人扩到两万余人，为后续的“大庆奇迹”扫平了道路。

接棒的余秋里，同样来自军旅。这个贵州汉子别看外表粗犷，琢磨政策却极细腻。到任第一周，他把会场搬到延安路754号的仓库，摊开一张中国地图：“去哪儿打孔，不拍脑袋要凭资料。”随后，他拍板成立全国地震勘测网，用地球物理手段寻找油气异常。1960年春，大庆荒原钻塔林立，“铁人”王进喜那声“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响彻北国，背后少不了余秋里调集十万劳力、两千台设备的布局。余秋里在位七年，石油自给率从不足10%攀到60%，给国家赢得宝贵外汇与战略主动。

第三位部长宋振明，出身玉门油矿。外界对他的评价是“完全的行家里手”。他常说一句话：“矿上出身的人，骨子里带着油味。”上任后，他立即着手修订矿场安全规范；同时鼓励技术革新，大力推广三机井、侧钻等新工艺。最难得的是，他懂得打破门户：让地质、钻井、炼制、科研四大系统混编，避免各自为政。资料显示，宋振明执掌的几年里，单井平均日产量提升了近三成，全国原油年产突破五千万吨，一扫“贫油国”阴霾。

再往后是康世恩，这位清华地质系高材生被称作“坐标系里的部长”。别人描述地面，他先在脑中画剖面图；别人谈储量，他拿出算法模型。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世界石油危机，其实也传导到中国。康世恩强调多头并举：东部稳产，海上突破，西部深探。1973年渤海湾平台打出高产井，他现场架设临时电话，第一时间将实况汇报给北京。不得不说，这种技术与管理双重过硬的官员，在当时的部委系统并不多见。

唐克是第五任部长，出身苏北盐城。这个名字不如前三位响亮，却执著低调。他的任期正值经济体制改革破冰，计划与市场交叉碰撞。唐克主导油价双轨制试点，把部分成品油投向调拨市场，为后续能源市场化铺路。业内人士回忆，那几年大型炼化厂开始做成本核算，油田学会了算盈亏，石油部由此迈出从“政府部门”向“经济实体”过渡的关键一步。

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部长王涛，毕业于莫斯科石油学院，多年与岩芯样品打交道。1985年他走马上任，随即抛出“三大战略”概念：稳定东部、发展西部、开拓海洋。那时塔里木还是戈壁无人区，王涛硬是把钻机拖进塔克拉玛干腹地。有人担心成本高，他却回答：“不去西部，东部就会坐吃山空。”1988年5月，国务院机构改革，石油部被划分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等企业，新中国最“年轻”的自然资源部委至此谢幕。王涛转任总经理，一身泥浆的办事风格照旧没变。

回到那张1955年的会议照片——桌上灰扑扑的地图、墨痕斑驳的钢笔、几个只够半截烟的烟灰缸——33年弹指一挥，而中国石油原油年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六位部长各有侧重：有人靠军事作风带队，有人凭组织管理统筹，有人依专业技术突围，但目标始终一致：让中国拥有可靠能源命脉。事实证明，他们确实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