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妹妹站起来”：新中国初期的扫黄

“姐姐妹妹站起来”：
新中国初期的扫黄

转自：新浪历史

摘要：治疗性病最有效的药品是青霉素，而当时的新中国还不能自产，由于西方封锁也无法进口，只有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为数不多的一些，还预备留给负重伤的抗美援朝志愿军。上海市市长陈毅了解此事后立即批示：“先给教养院，志愿军战士另想办法。”他坚决地表示：“不管花多少钱，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据统计，到1957年，上海市政府为医治收容妓女的性病，共耗资逾1.8亿元(旧币)。北平市政府也是拨出1亿多元(旧币)专款用于她们的治疗。

据考证，中国娼妓业起源于公元前685年～645年间，距今已有2600多年历史。起源地是春秋时期齐国的首都临淄，即今之淄博齐都镇。

自公元前7世纪春秋时期起，相继产生了宫妓、官妓、营妓、家妓四种形式，带有奴隶制人身占有制的烙印。宫妓由国君占有，是后世妓业的源头;官妓也称府娼、郡娼，是宫妓从宫中延伸到官府的产物，供地方官吏设置消遣;营妓是军中设置的卖淫妇女;家妓是私家蓄养的美女，属于大封建主私有财产，“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鸿商巨贾舞女成群。”

最早的商业性妓院产生于唐朝古长安城的平康坊，妓院制是封建社会卖淫的重要特征。宋朝的娼妓制度开始趋向平民化，卖淫活动从上流社会进入平民大众阶层。出现私妓与官妓并存的局面，发展中官妓渐衰私妓渐盛。清朝时官妓更趋衰微直至灭绝，私妓独占天下。

清末到民国时期，纵娼、废娼两种主张相互对立、相持斗争、同步发展，最后相互妥协，结果出现了对妓院寓禁于管，寓禁于征的新型公娼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人民政府查封妓院，改造妓女，仅用几年时间将旧社会遗留的娼妓制度彻底根除。

取缔：千年毒瘤，一举铲净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坚决取缔了各地妓院，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为北平方式、天津方式和上海方式。

北平：“充分准备，一次消灭”

即骤禁式，先由政府做好娼妓调查工作和禁娼准备工作，然后在保密的前提下，集中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市统一行动，一次性封闭所有妓院，收审所有妓院老板、领家，收容所有妓女。全国采用这种方式禁娼的城市为数较多，并且都基本上获得了成功。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北平市政府下发了对妓院进行管制的若干暂行规定。5月，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召集政府官员开会研究改造清理妓院问题。

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们提出了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提案;9月19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出台，指出：“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理之。对妓女采取集中统一集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

11月21日下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了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7时30分，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立即封闭全市一切妓院的决议案。18时整，行动指挥部分别命令妓院老板和领家集中到各公安分局实施拘留。20时整，27个行动小组的2400多名公安纵队官兵和民警，分乘37辆大卡车，直奔各妓院。到次日凌晨5时许，全市224家妓院已全部封闭，集中拘留了424名老板和领家，收容了1286名妓女。经过审查，被暂时拘留的跟妈、茶房等大多都被释放。

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北京的作法，开始了消灭娼妓制度的全面战斗。

天津：“寓禁于限，逐步消灭”

即渐禁式，先由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对妓院进行严格管理与限制，并在同时动员教育和支持帮助妓女改业从良，规定老板不得阻拦，甚至对那些非法勒索和阻碍妓女转业的妓院主严加惩处，造成一种取缔娼妓势在必行的环境和压力，使妓女人数逐渐减少，当最后只剩下一批自甘堕落分子之后，再发布命令，封闭残存妓院，取缔明妓暗娼，收容所有妓女。

天津于1949年2月解放，比北平早解放一个月。天津一解放，市公安局就对全市妓院进行细致的调查工作。当时，天津市共有妓院448家，妓女2000多人，依靠妓院为生的茶房、跟妈等2万多人。

天津解放后，各个妓院的老板和领家及妓女非常恐慌。市政府根据天津市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暂不取缔，严格管理，促其逐步灭亡的方针。同时明令规定废除残暴的领家制度，严禁虐待妓女。

按照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市公安局在民政局、妇联等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对各家妓院均采取了步步紧逼，严格限制，迫其停业的措施。在积极鼓励妓女脱离妓院的同时，对每一个脱离妓院的妓女都做了妥善的转业安排。

天津市政府“寓禁于限，逐步消灭”方针的实施，到1949年11月中旬，全市有114家妓院被迫停业，570名妓女脱离妓院，其中结婚的200多人，回原籍的100多人，做工学艺的50多人，私逃的60多人。

到1950年1月中旬，天津妓院又减少99家，妓女减少329人。其中有11家妓院被迫改为工厂和作坊，10家改营旅馆，4家改为住户。停业妓院的妓女中有148人结婚，140人回原籍，25人从事生产，16人等待安排新的职业。

在人民政府多方面进攻下，妓院大批停业倒闭。到1950年3月底，全市妓院只剩下51家，截止到1950年底，妓女转业、回原籍、出嫁的已达1706人。到1952年5月底，天津市妓院和妓女完全绝迹，遗患天津600多年的娼妓制度，终于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上海：“选择时机，追踪再禁”

即追禁式，针对有些城市由于娼妓(包括暗娼)基数大，且居住分散，很难一次禁绝，因而需要选择时机，追踪再禁。两次禁不绝，又追加第三次、第四次，边禁边收容边改造，直到禁绝为止。

上海解放以后，百废待兴，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工业生产，对娼妓主要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严格的治安行政管理，时机成熟之后，再一举禁绝。

为了严格管理，1949年6月，市公安局责令全市妓院登记，审核后发证。

7月，市公安局又进一步制定了《管理妓女院暂行规则》。公安机关据此规则经常派干警突击检查，发现违反规定者，立即惩处，对妓院院主的违规行为惩罚尤其严厉。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上海人民政府再次加大对妓院妓女的管理力度，迫使妓院生存越来越艰难。到1950年底妓院由522家缩减到156家，妓女由2227人缩减到559人。

1951年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人民政府应广大人民群众要求，逮捕100余名妓院恶霸，又迫使一批妓院破产。到同年11月，全市妓院只剩下72家，妓女只有181人。

1951年11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市委关于本市处置娼妓计划》，宣布妓院为非法，立即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私娼。

从1951年11月到1958年，先后收容改造了7513名公开的妓女和街头的暗娼，并使得这7000多名阶级姐妹全部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彻底铲除了旧上海的娼妓制度。

改造与安置：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对于妓女和暗娼，各地大都是先行登记，然后再分期分批送她们去教养所学习和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积累了许多经验。

珍贵的青霉素

集中收容之后，发现大多数妓女染有不同程度的性病，在北京被检查的1303名妓女中，性病患者达1259人，占总人数的96.6%，而在上海，被检查的妓女中发现94%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还有不少人有肺结核、心脏病。

治疗性病最有效的药品是青霉素，而当时的新中国还不能自产，由于西方封锁也无法进口，只有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为数不多的一些，还预备留给负重伤的抗美援朝志愿军。上海市市长陈毅了解此事后立即批示：“先给教养院，志愿军战士另想办法。”他坚决地表示：“不管花多少钱，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据统计，到1957年，上海市政府为医治收容妓女的性病，共耗资逾1.8亿元(旧币)。北平市政府也是拨出1亿多元(旧币)专款用于她们的治疗。

很多原本不服管教的娼妓们，在听说政府用比黄金还贵的青霉素为自己治病时，深深地被打动了，不少人激动地说：“要不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谁会拿这么多钱为我们治病!在旧社会多少姐妹病死、烂死也没有人管，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诉苦大会

干部们根据土改时期的宝贵经验，认为通过诉苦，可以让学员们认识自己的苦难，拉近与教养干部的距离。

但最初大多数妓女对新社会不了解，听信国民党的诬蔑宣传和社会上的讹传，如共产党要共产共妻，共产党恨妓女，要拉她们去堵枪眼、配煤黑子等，抵触情绪普遍很大。

在民警将妓院主、老鸨等人押上台，宣布她们被逮捕、劳教时，妓女们开始有了变化。一个叫陈翠英的女子第一个走上台，控诉妓院老板将自己骗入妓院、强迫卖淫，还将自己的姐妹罚跪在碎玻璃上，最终活活流血而死的事情。

一个个妓女开始控诉曾经的苦难。她们中，有长了杨梅大疮而被老板用烙铁烙的，有被逼着吃蝌蚪打胎的。说着说着，台上台下哭声一片。

“姐姐妹妹站起来”

妓女80%以上都是文盲，亟待补充学习识字。教养院(所)举办文化补习班，依妓女的文化基础编排班次。教学以识字为主，还结合生活实际教一点算术、常识和地理，学员还经常写作文，甚至进行作文竞赛。

另外，经常组织妓女们看戏、看电影、看文艺节目以及自己开展一些文化娱乐、文艺表演活动。例如观看电影《白毛女》《中华儿女》《姐姐妹妹站起来》等演出。尤其是马少波等艺术家根据妓女的生活而创作的大型话剧《前年冰河解了冻》演出后，使妓女们深受感动和启发。

“新生牌”

娼妓生活使这些女子们失去了尊严。嬉皮笑脸，拉拉扯扯，让人轻不得重不得。她们中有些人，甚至连一块手帕都不会洗。劳动，是这些人获得尊严和新生最关键的一步。

上海教养所工作人员杨洁曾回忆，她们首先改变了娼妓们的作息，并让她们在干部的言传身教中，学会简单劳动。她说，一开始干部们抬着大桶给学员打饭，后来她们觉得不合适了，慢慢自己抬。再过了两天，她们自动洗去了脂粉。

教养所最初也是强制劳动，主要是抬石子、修操场，每天8小时，但效果并不好，很多人借口生病上厕所溜号。干部们决定换个法子。根据个人爱好和身体条件，学员们可以选择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等，这一来，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

工会赠送的手摇织袜机，给这些曾经的娼妓们带来了快乐和新生的勇气。管教干部们回忆，大家都很拼命地摇，一方面为了表现自己，一方面也有自赎的心情。这些产品，后来被取名为“新生牌”，有袜子，也有毛线，由百货公司统一收购，全国很多地方都能见到。

1953年，上海庆祝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有一个方队全是年轻姑娘。她们手中举着的标语写着8个字：上海市妇女教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