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为何正在丧失意义感

年轻人为何正在丧失意义感

艾略特在《空心人》中描绘的 “充满喧嚣却没有意义” 的状态，不应成为当代青年的宿命。意义感从来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在与世界的真实连接中不断创造的产物。当年轻人走出信息茧房，重建与 “附近” 的联结，在自我接纳中寻找价值，便能用具体的行动驱散虚无，让生命重获沉甸甸的意义。

意义的三重断裂：当代青年 “空心” 困境的深层解码

当 “躺平”“摆烂” 成为青年群体的高频自嘲，当 “空心病” 取代 “压力大” 成为心理问诊的关键词，一个值得深思的时代命题浮出水面：物质条件空前丰裕的年轻人，为何正在丧失生命的意义感？这种精神困境并非个体懒惰的产物，而是传统意义锚点崩塌、数字世界异化与绩效社会规训共同制造的三重断裂，将青年推向了意义真空的境地。

一、锚点崩塌：宏大叙事消解后的价值真空

意义感的建立，往往需要稳定的价值锚点作为支撑。从一战后的 “迷惘的一代” 到当代的 “低欲望青年”，全球青年的精神空虚始终与宏大叙事的消解同频共振。在中国语境下，这种锚点崩塌呈现出独特的代际断裂特征 —— 上一代人在集体主义实践中形成的意义体系尚未完成有效传递，便被市场经济催生的个人主义浪潮冲刷殆尽。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加剧了这一危机。其将 “经济人” 范式奉为圭臬，把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终极价值追求，使得青年在精致利己的逻辑中逐渐迷失。当教育沦为 “绩点竞赛”，工作变成 “薪资博弈”，人际关系退化为 “资源交换”，原本承载意义的社会领域被彻底工具化。年轻人既无法从父辈的集体记忆中获得精神滋养，又难以在功利化的现实中建立价值认同，就像失去航向的船只，只能在 “小确幸” 的浅滩短暂停靠，却找不到可以长期停泊的港湾。

更隐蔽的困境在于意义来源的表层化。心理学研究揭示，幸福和意义系统存在 “外周 - 内核” 的双重结构，物质财富、感官刺激等外周系统只能带来短暂快感，而超越个人私利的内核系统才是持久意义的源泉。但消费主义通过精准营销不断放大外周需求，让青年在追逐新款电子产品、网红打卡地的循环中，逐渐遗忘了内核意义的存在。当 “双十一” 的狂欢褪去，当短视频的多巴胺分泌停止，巨大的空虚感便会汹涌而来。

二、连接断裂：数字时代的 “附近” 消失症

如果说价值锚点的崩塌是意义危机的根源，那么数字技术则通过割裂个体与真实世界的连接，加速了意义感的流失。清华大学严飞教授指出的 “附近消失” 现象，精准概括了这一困境 —— 数字技术在突破空间限制的同时，也造成了具身体验的凋敝。

算法构建的 “信息茧房” 正在制造认知上的孤岛。平台通过精准推送不断强化用户的既有偏好，使年轻人陷入 “同温层” 的舒适区，既丧失了接触多元观点的机会，也弱化了理解复杂世界的能力。当不同群体在算法的操控下形成对立的认知阵营，公共讨论沦为情绪宣泄，青年便难以在共识基础上建立社会连接。更严重的是，这种封闭性会催生认知傲慢，让年轻人误以为自己掌握的碎片信息就是世界的全貌，从而失去探寻深层意义的动力。

虚拟互动对真实关系的替代，则进一步侵蚀了意义生成的土壤。南京大学王东美在心理咨询中发现，部分青年在现实中自我封闭，却渴望在虚拟世界建立连接，最终只能生产出碎片化的 “数字化自我”。当朋友圈的点赞数取代面对面的真诚交流，当表情包替代了真实的情绪表达，人际关系便失去了滋养意义感的温度。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这些关系被数字化、工具化，个体自然会陷入意义虚无。

城市空间的功能性切割加剧了这种断裂。办公楼、公寓、商圈构成的 “三点一线”，将生活切割成互不关联的片段，瓦解了具有凝聚力的社区空间。年轻人不知道隔壁邻居的职业，不熟悉家附近的菜市场，在加速运转的城市机器中沦为孤独的 “原子化个体”。这种与 “附近” 的疏离，让他们失去了在具体生活场景中感知意义的可能。

三、自我断裂：绩效社会中的自我剥削

数字时代的连接断裂背后，是绩效社会对个体的深度规训。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揭示的真相令人警醒：当代社会已从 “规训社会” 转向 “功绩社会”，压迫不再来自外部权威，而是源于自我驱动的 “积极暴力”。这种自我剥削机制，正在造成青年自我认知的断裂。

绩效指标的泛化让自我价值被量化。从学生时代的 GPA、竞赛奖项，到职场中的 KPI、OKR，年轻人的人生被简化为一系列可计算的数据。当 “你能行” 的积极暗示取代 “不允许” 的外在禁令，个体便陷入了永无止境的自我优化循环 —— 凌晨加班改方案是 “提升竞争力”，周末考证是 “避免被淘汰”，连休息都要变成 “为了更好工作” 的策略。这种将自我工具化的生存状态，最终会导致意义感的崩塌：当所有行为都服务于绩效目标，生命本身的价值便被遮蔽了。

“幸福悖论” 的表现加剧了自我怀疑。根据 “伊斯特林悖论”，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贡献会边际递减。许多青年发现，即便实现了预设的薪资目标，获得的快乐也转瞬即逝，于是陷入 “越努力越迷茫” 的怪圈。这种迷茫源于自我认知的分裂：一方面在绩效体系中追求 “成功的自我”，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质疑这种成功的意义，而这种分裂正是意义感丧失的直接诱因。

心理韧性的弱化则让青年难以抵御意义危机的冲击。弗林效应显示，当代青年的智商显著提升，但逆境商却持续下降。在成长过程中较少经历挫折的年轻人，当面对职场失意、人生落差时，更容易陷入自我否定，无法像心理韧性强的个体那样在挫折中重建意义。当 “我本可以更好” 的自责取代 “我已经足够好” 的接纳，生命便会在自我消耗中失去光彩。

重建意义：在断裂中寻找连接的可能

意义的丧失并非不可逆转，三重断裂的困境中恰恰蕴含着重建的可能。王小章教授提出的 “友情共同体” 启示我们，在价值多元的陌生世界中，基于共同追求的精神联结能为意义感提供生长土壤；严飞倡导的 “重建附近” 则提醒年轻人，从关注楼下的便利店老板开始，就能在真实互动中找回生活的质感。

对个体而言，打破意义真空需要重拾 “深度无聊” 的能力。正如韩炳哲所言，真正的创造力和灵感诞生于精神自由漫游的时刻，而非持续的积极忙碌中。放下对绩效的执念，给心灵留出放空的空间，才能在与自我的对话中发现内核意义。从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到投身兴趣社群，从深耕一门手艺到探索自然世界，这些不被量化的实践恰恰是意义感的重要来源。

社会层面的变革同样关键。打破算法黑箱的操控、建立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弱化过度量化的考核体系，这些制度性调整能为青年松绑减负。当工作不再是 “自我剥削” 的工具，当社会能为不同选择提供包容，年轻人才能在自主创造中重建意义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