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每一本书都找到读它的人

《情书》

几十年雷打不动地在咖啡馆阅读、写作，让唐诺成为华语知识分子中尤为特别的那一个人。

唐诺是爱书之人，读书极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读书人”，但这只是唐诺外显的“标签”。凡是看过他的文字的人，都会意识到，这是一位真正能够将知识融汇贯通、且有着拳拳赤子之心的智者。

任何话题到了他手上，总能在旁征博引中打开新的思维方向，在绵密深厚的论述中抵达更加深沉的境界。这也是读唐诺过瘾的地方——抽丝剥茧地讨论，直至思维和问题的极限。

此次再版的《读者时代》，是青年时代唐诺的读书心得，同样也是一本充满真知灼见的著作，唐诺自己说“ 这是一本阅读者的书，而不是一本评论者的书，它们给自己最艰难的工作正是，如何在广漠如冰原的世界中召唤同类，让这每一本书都找到读它的人。”

更进一步，这是一本指引读书人的书，如今，人类的知识积累已经庞大到成为一座人掉进去就容易失去方向的迷宫，但 经过唐诺的消化、整理再输出，那些 复杂的思辨、艰深的理论、晦涩的隐喻，都 变得能够辨认，这是把书读明白了的人才具备的能力。作为读者，我们可以在他的引导下，找到自己进入这个庞杂知识界的那根线头。

让每一本书都找到读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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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阅读

直接阅读实体、摸触实体，从来不是概念性的谈论所可替代的，因此，好看的树不仅禁得住一棵一棵细看，而且就是要一次一棵地分别来看，好的书也要一本一本地分别来读，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这不是倨傲摆架子，而是不得已，很多东西无法搬运，只有留给那些辛苦跋涉到现场来的人。

如此，阅读便呈现了不连续的特质，这原来就是必要的，而且自然，符合我们的基本阅读行为，也符合我们多重的、多途径的认识复杂世界方式，即便我们并未意识到，我们其实都一直如此进行。

谈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的书写总是农民式的书写，在同一方土地之上深耕密植，就像契诃夫和他的旧俄小城小镇与农村，巴尔扎克和他的封建巴黎，以及更清楚的，直接讲自己就是个农夫、只会在“一块邮票大小土地上反复书写”的福克纳和他南北战争所在的美国南方原乡。

谈衰老

没高岗没深渊，行于无垠的大平原之上，有基本地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老年期的标准地形，水流和缓不复切割之力—在格林之国每一个仍然年轻、满是峻岭深谷的土地上，格林总是提前看见这最终的图像。

就像昔日印度的一位老僧侣说的，当你老了，世界上不管哪里，你看起来总是异乡。

谈收藏癖

收藏是物品的拯救，也是对人的拯救的补充(老实说，就本雅明，我很怀疑阿伦特所揭示的这个顺序，我比较相信本雅明对人的拯救，是包含于物之拯救之中而已)，这里，我们倒回来把物再易回为人，便成为—把人从分类秩序中(如市场)分离出来，让他不再只是使用价值，或甚至只是交易价格，从而让人恢复了人的完整尊严及其价值。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再清晰不过地听见了“远方的雷声”——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商品拜物教严正控诉，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之中，并不存在“人”这个单位，人只是一个劳动力(即资本主义认为他的有用部分)，而劳动力又只得以单纯的商品形式参与市场，其价格(即资本主义的价值丈量)乃至于存废亦只由市场供需所决定，这种人不再成其为人、只是商品的可怖处境，是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终极之恶。

《书店》

谈意识形态

相对于人们经验世界的常识，我们可以怎么理解意识形态？大体上，意识形态并非完全对立颉颃人的基本经验，并非单纯的蒙昧，相反的，它往往来自人们意识到经验世界的限制，不耐烦于经验世界具象事物的沉重束缚，所积极寻求的一种雄心勃勃的超越，这种超越，如我们在柏拉图身上、在文艺复兴后欧洲的理性主义者身上所看到的，尽管瞧不起紊乱迟缓的经验世界，要把经验世界隔绝在外不受其骚扰，但思维仍在理性的范畴之中运作，受着人类基本理性秩序的节制，但问题是，理性仍是有限制的，无力穿透我们触目所及而且驱之不去的诸多现象的疑问，比方说生死、爱情、生命的终极价值和目的等等，你忍受不了没答案，无法带着满心疑惑照常过日子照常入睡，你就得再次超越理性悍然而行，但由此开始的新思维旅行，再没地标，再没规则章法，支撑你的，大体上只能是激情、直觉、认定和不回头的信仰。

因此，我们或者可以这么说，意识形态的最根源处，原生于一种人类之于“伟大”的遍在渴望，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不单单只是诗意的不必当真的浪漫情怀，还是一种迫在眉睫的有限生命动人实践，你心知肚明自己仅仅只有这几十年时间，但要看的世界那么大，要追问的问题那么多，要亲身验收的功业打造那么漫漫不可及，我们把一颗巨大的心，收在一个有限生命的身体之中，你压抑不住欲求，便只能转而寻求另一种快速的方式，一种即溶式的伟大——因此，意识形态的灾难通常总是一种奉伟大之名的灾难，它不得不返祖地援用信仰(人类最快速的一种获取真理方式)以产生必要的实践强力，但它总宣称自己是更进步的，是瞻望未来的，是明日而不是昨天。

谈宗教

宗教成形之日，思维停顿之时。

但曾经，对素朴思维意义的寻道者而言，事情并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原本走的，是一道更试炼更困惑且毫无胜利保证的长路，最原初的寻道之人，不管他是释迦牟尼或耶稣，他们都曾经只是现在仍住永恒迷惑之乡罪人中的一员，而且毋宁更自苦更热切也更“骄傲”(但不见得更聪明)——我们看《旧约》，还质朴不文地留存着这个更沉重的责任记忆，比方说《阿摩司书》三章二节，上帝当时说的是，“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在那个有志气的时代，被神认得并登录在册，犹如列管，是要倒大霉了而非享受福利。

而在这个没志气的时代，仍会留存着古道照颜色的有志气之人，他们不会耽于温煦的炉火边把自己熏得昏昏欲睡，他们休息片刻便又会抖擞全身出门去，清操厉冰雪，像他们最原初的导师一般——马克思曾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样的，释迦牟尼或耶稣若来得及，也一定会说我不是个基督教徒，不是个佛教徒。

谈乌托邦

总之，有限范畴且僻居天涯海角一隅，不冒犯普通人；不压迫现实的存在乃至于权位利益的占有，不挑衅生杀大权在握的在上位者；不用急于为合理性、为实践成果争辩到面红耳赤，彼此面子下不来刀兵相见，早期的乌托邦于是一直是某种高远和平的象征，如纯白的鸽子—然而，正如著名动物行为学者洛伦兹博士的骇人发见，他说鸽子的彼此相残不留余地，其实是禽类中最残酷、最不懂抑止自身攻击本能的。要命的是，洛伦兹说得对，差不多从十九世纪开始，人类逐步觉悟到，乌托邦果然就是这么一种鸽子。

《西部世界》

谈完美

完美比任何宿命论更彻底，它还得进一步消灭时间，消灭一切变动，理由很简单，因为没有比完美更完美这种事，因此所有的变动都意味着完美的破毁。完美是空前洁癖的动物，它只允许自己和完美的事物相处(谁能列举一下，可称之为完美的事物一共有哪些？)；而完美又是空前顽固的动物，它还阻绝所有的可能变动。总而言之，完美其实是一种完成，是一种结束，因此它只剩一个静止的画面，或说“一层”静止的画面，过程不存在了，所有只生存在过程中的事物也就一并不存在了。

谈人的自由

保卫人的自由，这殆无疑义，但要保卫到什么地步？人的自由意志行动可多宽？界限在哪里？这却是个极不易回答的问题。毕竟，就算审慎如以赛亚·伯林所主张自由主义不可让渡核心的“消极自由”，为人所构筑起来的最后自在空间，我们知道，它仍不是彻底封闭性的，它仍衔接并不免影响外面的公共世界(或说其他人的一个个私密空间)；它仍不是排他性的、独占性的存在，它仍和他人的私密空间叠合且处处犬牙交错。理论上，在此最后的“私人空间”(本雅明的用语)，你乐意开心高兴做什么事不必人家管，你可以为恶、可堕落、可看电视一整天不求上进，甚至可伤害自己。但实际上，你点起一根烟摧残自己肺叶，仍有二手烟通过扩散作用飘出去，据说一样严重危害他人；你开心唱首拿波里情歌，偏偏管束不住的音波所及范围就是有人龟毛不爱听；你积水容器养殖出来原本只以你为食的蚊子，偶尔也飞外头换换胃口，散布登革热云云。

尤其当你愈来愈神经、愈来愈意识到自我及相关权利，而且拥有愈来愈多可记录可追踪各种细微交互作用的工具仪器如今天时，这原本就暧昧不明的人我界限就愈发划不出来了。

谈恶

所以说，恶为什么有时会吸引我们？或说，恶为什么堪称恒定地持续吸引每一代相当比例的人？其间，可能有人的幽暗和人的嗜血性被撩起，也可能人类代代总有一定数量的绝望之人尖锐地希冀改变，只要改变、只要击碎眼下的秩序，怎样都好，所谓的“唯恐天下不乱”便是此类身处谷底之人的怨毒呼声，因为不可能更坏了，任何改变遂都成了向上提升，就跟你站南极点上朝哪儿去都是向北一样。

然而，恶的确挟带着某种逼人的沛然元气，是我们在温良恭俭让的秩序世界久违的了；恶也多少暗示着未来之路的由此改道而行，让在固定秩序逻辑底下已渐呈透明、渐呈已知、渐呈可推演可预见的没意思未来重又陷入混沌不明，让我们的想象力活过来，可重新赋予希望，乃至于一厢情愿地投注以任何不现实的、非条件的、异想天开的奢望——我们得说，即使是“正常”的人，乐意依当下的秩序循规蹈矩而行，但其间，每个人总有一些不见容于此一秩序的多余才华被搁置，总有一些想望被剥夺，总有一些念头被压抑，总还有一些“很久没做又很想做”的事悬挂在那里像霉菌偷偷在脚趾隙缝间生长一样。

凡此种种欲求不满，没任何完美秩序可真正满足它们一治而不复乱，也没任何森严且高效率的秩序可真正消灭它们永绝后患，这里，自始至终有个讨价还价的不变过程暗地里进行着，一俟秩序趋劣，不满抬头，恶的魅力便顺应着要求改变的声浪而跟着水涨船高起来，愈看愈觉得像一位长相可怖、但能为我方杀敌征战的强大战士，他狰狞的面容因为此刻朝向敌方而暂时不可怕了，只令人更热血偾张。

《狩猎》

谈阿城

如果我说，小说家阿城是我个人认识的人中，感觉最像孔子的人，这样的讲法会不会太刺激了一点？

当然，时代不一样了，政治的景况、社会的景况也全不一样了，阿城没孔子那种“明明知道不可能却执意去做”的政治浪漫；传播发达，有想法看法可直接写成文章发表，也再用不着弄一群颜回子贡绕在身边，我这里要说的其实是学习、思索和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阿城是个好读书而且杂读书之人，但和我们这一代人大不相同的是，即便近乎手不释卷，但阿城通过文字的学习比例仍远比我们低，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行遍天下的奇特人生际遇(这当然需要时代的不幸配合，非我们所能，也不晓得该羡慕还是侥幸)，但更重要是他由此而生的奇特本事和人生趣味，牢牢地让他联系于具象事物的俗世之中，就我个人所知，阿城当然是好厨子；也是好木匠，能修护难度极高的明式家具，他最早横越美国的旅费二千美元就是这么赚来的；是好汽车技师，自学而能亲手组装过六七部福斯的古董金龟车卖钱，最后一部他舍不得卖，红色敞篷，我看过照片，阿城戴墨镜摄于车旁，人车俩皆拉风；而最有趣是阿城还教学生钢琴，这是旅居纽约的名作家张北海泄露出来的，提起这事阿城难得有点尴尬，暗骂了两声。

谈契科夫

契诃夫的小说的确总有某种戏剧性，但不同于那种封闭剧场的、因着小说情节所需不得不编出来的戏剧性(这往往是我们对小说最不安的部分，也是大叙事小说最常见的弱点)，而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总会有的，如生命大河流到礁石处总会激突起短暂水花一般的戏剧性。这种遍在的、俯拾可得的戏剧性，写小说的人都看到并记得不少，但很难利用，它们像纯度不足不值得开采淬炼的矿石。一方面很奇怪的，它反而太神经、太凸槌、太无厘头，一旦写成白纸黑字就是显得“假”，很难取信于人(小说家怎么信誓旦旦这是真人实事都无补于事)；另一方面，它又仿佛只是生活中的偶然出岔，并不具备往下的发展力延伸力破坏力，毫无构成生命转折重大关键的机会，它总是很快又被强大、平稳、一路向前的生命大河所吞噬回去，仿若无事。

这是一种“就只是这样”、一种“没头没尾”的戏剧性，像午后晴空忽然的一记干雷，或更像平静家常日子里的一声岔笑，这进不了格局壮阔的大小说中，只能存留在民间的闲谈取笑里，以及契诃夫干净清爽的碎片小说里。

谈侯孝贤

有回我们问侯孝贤，如果有机会而且有必要细说一次他自己的电影，比方说写本书什么的，他会怎么来。侯孝贤想了一下，直接讲起他小时候偷摘别人家杧果的事，果然还是从最实体的一株大芒果树开始——这株极大，枝桠极茂盛(很可能是相对于彼时幼小的侯孝贤而言)的老芒果树是别人家的，但当然一直是附近小孩觊觎并时时下手的对象。侯孝贤说他贪心又胆子大，别的小孩摘了就跑，他则采取“现场先吃饱再摘回家”的战略，也因此，他每回停驻在树上的时间遂被拉长，甚至树下来了大人乘凉下棋什么的，他还得无限期被困在枝桠绿叶之间下不来。侯孝贤说，这也是他电影经验的第一次震颤，原来有这样不同以往的位置，不同以往的角度，从人们脑门稍高之处静静看他们的活动(你甚至稀有地看得到大人的头顶了，虽然实质上没什么好看可言)，原来如此。

《悲情城市》

这个“小孩/旁观者”的特质，其实一直在侯孝贤的电影中体现得相当清晰，它使得侯孝贤的影像在质地真实如纪录片的基础上，仿佛用双手的拇指食指再框出一个毋宁更舞台剧式的似假还真戏剧空间，同时存在着当下的专注(甚至极暴烈的专注)和永恒的心不在焉，交替着短暂暴冲和流水悠长的戏剧节奏，并敢于一再探试生老病死最深沉的悲伤但也一直不会失去“遗忘/重来”的必要回身空间。由此，我们来看侯孝贤电影世界中的界线和越界冒险的问题，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部分，也是年龄老大之后最容易起乡愁的部分。

一本阅读者的书

在广漠如冰原的世界中召唤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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