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授中将军衔，1998年离休！

1990年5月的清晨，陈超推开京西宾馆的窗子时，院中泡桐开得正盛。电话铃声紧跟而至，“军委决定，你去兰州。”迟浩田在话筒里简短交代。短短一句，把这位已在总参动员部耕耘三十余年的老参谋，再度推到新方位。59岁的陈超合上电话，没有多余感叹，只说了一句：“明白，马上动身。”

时间往回拨到1930年，那年腊月，他出生在广东湛江的一个小村。村口祠堂的墙上挂着抗日烈士名录，他的族叔和邻家的兄长都在上面。这样的环境，孩子很难不被点燃。十四岁，他给游击队送情报；十六岁，在山区的阴雨夜里宣誓入党。

1949年初春，粤西战役进入收尾，陈超随部队夺下雷州城。当时的高雷军分区只有几张泛白的地图，年轻参谋就得紧盯山岭河湾标注敌情。也是那一年，他第一次体会到指挥席上那股“心跳与静默并存”的味道。

1950年，家乡解放不久，他被送进广东军政大学。讲台上一支粉笔划过黑板，“战略预备”四个字闪着灰白粉尘。课后，教员把他留下，“基层吃过火药味的学员不多，你多写些作战笔记。”那本笔记后来被他压箱底保存了四十年。

1955年10月31日，台山县兵役局一通急电掐断了下午的蝉声：立即赴京报到，总参谋部动员部。陈超晕头转向，却按部就班完成交接。11月8日，他拎着一只旧旅行箱站在前门火车站的雾气里，迎面是恢宏的授衔典礼。大尉肩章戴上时，战友半开玩笑：“小陈，别眨眼，参谋也能跑这么快。”

动员部的办公室位于西长安街一栋旧楼，铁皮暖气吱嘎作响。三十五年里，他从写计划表的普通参谋干到部长，手上那支铅笔换了无数根，习惯却始终如一：先把可能最坏的情况写出来，再推演最佳方案。一次动员数据核对到凌晨，助手劝他休息，他摆摆手，“差一个数字，前线就可能差一箱弹药。”

忙碌之余，生活却像被按下暂停键。1960年春，陈超已三十岁。北京同事爱撮合他，一对处长夫妇把陕西姑娘李嘉平介绍过来。第一次见面，他拘谨地递上茶杯，姑娘抬眼轻声问：“听说你出差多，家里会不会常常空着？”他愣了两秒才答：“有人在就算家。”七月，两人登记完婚。第三天，他奉命出差，临走前只留了一张字条：“回京再补蜜月。”

1962年到1978年，他几乎全年奔波，西南、西北、沿海——哪里需要动员预案，哪里就有他的行程单。女儿陈梦出生那夜，他正在贵州山区勘察交通线。深夜电报送到野战车，“母女平安”五个字，他读了一遍，又读一遍。第二天凌晨，再次背包进山。

1988年，军衔制恢复。颁授现场灯光炽亮，中将肩章沉甸甸压在肩窝。有人悄声感叹：“动员口出了个中将，可不常见。”陈超没回应，握了握礼兵递来的军衔证书，转身投入后排人流。

兰州军区的任务比预想更硬。1990年6月，他抵达黄河岸边，迎接他的，是刚组建的“六马班子”。军务、装备、后勤、动员——摊在案头的文件叠成小山，而西北地形辽阔，预案得精到才能保证应急。一次草案汇报，参谋提到某条铁路桥荷载不足，陈超当场打断：“别写‘可勉强通过’，改‘必须加固’，模糊两字，出事就是定时雷。”

1994年底，那场师以上干部大会人声鼎沸。司令员宣读军委免职命令时，会场短暂静默。随后掌声送别。陈超没有客套，简单整理行李，回北京交接。至1998年，他正式离休，兵龄五十四载，履历从未留空。

有人问他：“终点站是副司令，满足吗？”他笑着摇头，“岗位只是责任书，干完签字，交给后来人。”说罢，抬头看向北面的天空，云层翻卷，像极了他年轻时在粤西海边见过的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