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美国正犯下战略大错！

翟（音Dí）东升，博士，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院长 、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等职。

从战略史上来看，美国应该算是犯了大错，犯了大忌。在赢得冷战之后，美国许多的战略思想家都在各自的专著中间、演讲中间反复提到，将来美国一定要避免中俄之间结盟，一起来对付美国。但实际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由于它的自大，由于它的战略错误，竟然把中俄这两个有着宿怨的相邻大国逼成了背靠背的战略协作关系。

对于美国阵营来说，日本和印度的加入形成所谓的“四国关系” （QUAD）这种对于美国的整体国运来讲根本不足为凭，甚至反而是个陷阱。日本这个国家有着独特的忠诚，它永远忠诚于最强大的那个国家。所以我相信2035年之后，日本的站位很可能会发生一个质的变化。

印度的战略思想传统源自于它的谋略学的经典，考庇利耶所作的《政事论》，其中有个核心的理念就是利用别国之间的矛盾做首鼠两端的骑墙派向双方索取好处。所以曾经有印度精英这么样概括他们自己的对外政策，他说你跟印度打交道，就如同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往里剥，总是满怀希望，总觉得里边有好东西，而且剥的过程中不断地让你感动得泪流满面，但是剥到最后一无所有。

印度边境检查站"高踢腿"互动仪式

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我们拉着俄罗斯，将来可能还要拉着更多的人构建一个新的体系，这个体系中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一定要有足够的气量，风物长宜放眼量，千万不能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因为我们处于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竞争，赢了这场竞争，这个世界都好说，如果输了这场竞争，这个代价是极其巨大的。所以我们要吸取当年苏共的教训，如何对待那些较弱的盟友，一定要大气。

美帝国它的同盟体系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讲，本质就是一个杠杆，不光是利用它的货币来获取全球财富的这样一种杠杆，它的同盟体系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杠杆。

今天中美之间竞争，我们所对抗的不光是美国那个3.2亿人，再加上2000万非法移民的话，3.4亿人，我们对抗的其实是整个美国的同盟体系。这里边注意了，假如说我们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讲，中国方面目前基本上还没有跟太多的国家结盟，我们主要是结伴不结盟。目前中美竞争中，中国主要靠的是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资源、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储备。而美国它不光是用它那个3.4亿人，它还拉了欧洲，拉了日本，拉了其他方方面面，要组建它的盟友体系来跟我们对抗，目前双方态势我认为是一个均衡状态。

那么稍微有点金融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美国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你可以想象多空两个期货主力在某个品种上进行对峙，双方都在开始不断加码，目前处于均衡状态，但是多方也就是中国这方，相当于没有加杠杆，主要就是靠自己。而这个空头阵营的老大美国，虽然口头上咋呼得响，气势上也很嚣张，但其实它作为空方，它的实力不济，它必须要拉着一堆盟友来才能取得一个均衡状态。

这种态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稳定的。一旦中国方面也开始加杠杆，那就很可能会导致空方阵营出现瓦解和爆仓，出现所谓的逼空状态。也就是说假如说他们未能兑现对其中某一位盟友的安全承诺或者是经济承诺，那就很可能会失去它其他所有盟友的战略信用和战略信任，很可能出现一夜之间众叛亲离的局面，类似于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爆仓，杠杆断裂，被强制平仓，（Margin Call）的场景。

所以我们对付这样一种加了高杠杆的对手，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想办法让它使用杠杆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然后用时间来耗死它。使用杠杆是有成本的，时间越长盟友们向美国索取的利息就越多，当中国有意地针对其盟友体系中的较弱的那些行为体施加压力的时候，或者充分利用它盟友之间的矛盾的时候，美国需要支付的代价将远远超出它从盟友身上所获得的好处。

再则，我想中国应该做好国内自己的事情，所谓做好国内的事情，大家现在都喜欢说这句话，我的理解是要做好国内的再分配和国际再分配。

这个再分配首先我想是中央和地方的再分配，也就是中央政府应该主动多借钱，利用它自己良好的国际和国内信用敢于借钱，为什么？1971年之后我们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取代黄金的东西是大国的主权信用，所以中国政府多借国债、多借低利率的国债和长周期的国债，它本身就是在创造财富。

许多人不理解这一点，觉得财富是劳动创造的。但是在现代货币体系里边，实体的东西跟虚拟的东西必须匹配，你实体的东西之所以能够运行，要么你是为美国欧洲创造生产，挣到他们的主权政府所印的钞票所借的债，一旦他不买你东西那怎么办？就应该由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的主权财富信用来进行扩张它的货币基础，来创造虚拟经济，来跟我们的实体产能相匹配。中央政府要多借债，要形成一个巨大的、全球最大的国债池子，甚至应该要比美国更大才会健康。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要少借债，因为地方政府债务的利息高，除了中央和地方之间要进行再分配之外，也要做好区域之间的再分配，也就是东南沿海应该向内地、向北方做更多的转移支付。还有一个再分配、一个结构性调整，就是中国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应该继续减少外汇储备、外汇占款，而代之于中国的国债。我们在外部的储备，减少对美欧日的国债的持有，而更多的去投到“一带一路”沿线的股权和债权，尤其是我认为应该增加对他们的股权投资，也就是跟全人类外围地区的年轻人共同成长。

最后我一贯呼吁的，也就是要改变我们整个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大家对货币和财富的认知，要从贪婪而短视的重商主义中间尽快给走出来。

贫穷带给人的伤害是至少有两轮，第一轮是匮乏本身带来的痛苦，第二轮则是心理上对匮乏的那种记忆和恐惧导致行为的扭曲。有些人会非理性地积攒金钱，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和灾祸，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沉迷于重商主义的财富错觉，把积攒金钱也就是积攒别人给你的债务承诺，当做经济发展目标，就是这种曾经的匮乏感给我们国家带来的二次伤害的主要表现。

如果在1971年之前，在贵金属作为本位的时候，一个国家多攒点金银还有一定的政策价值，因为毕竟金和银这些贵金属它的价值是相对稳定的，可是1971年之后，我们处于一个无锚货币时代，没有硬锚了，价值的基础它是其他国家的主权信用了。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你如果继续用自己年轻人的时间、劳动和生命，用本土的资源和环境去换取别的国家可以零成本创造的、无穷无尽创造的货币，这种行为它不是贪婪而是愚蠢。

一个体系的主导性大国的成功，是要让别的民族他们的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愿意积极地把自己积累的财富以及它未来的希望，兑换成这个大国发行的信用货币，从而让别人的命运绑定在自己身上。如果你积累的是别人的主权信用，那么积累的越多，你就越像别人的附庸，乃至是殖民地。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都呼吁过，中国应该扭转思维，把手中的外汇储备归零，或者是换成贵金属，换成黄金储备，进而取代美国和欧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债务人。

当然我们的债务定价货币必须是人民币，而不能是美元、欧元或者黄金。那么一旦摆脱了重商主义的贪婪和愚蠢给我们带来的约束，一旦愿意接受本币计价的适度的财政赤字，一旦愿意放弃每年几千亿美元的贸易盈余，中国国内的市场规模就会出现数倍的扩张。

本文是翟教授2021年演讲摘编，文字校对来源于：羽扇现金，版权归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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