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恶化，人口连续16年减少，日本经济发生了什么？原因让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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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滑坡的出现，让不少人开始为日本经济担忧了起来。

据悉，截止到2025年1月1日，日本国民人口为1.2065亿，相比去年减少整整90.8万，这个数据也刷新了有史以来统计数据的最新记录。

其实这种情况不只是去年才发生，从2008开始，日本本土人口已经连续16年持续下降，总体计算已经接近700万人。

作为最早遭遇生育危机的国家，该国不可能不重视，甚至还花重金想要实现“催生”的计划，但为什么这样还是没能遏制住人口下滑的趋势呢？

提到日本社会，不少人的刻板印象是高素质、重礼仪，治安水平更是位居世界前列。

近年来，日本治安正面临严峻挑战，“无敌之人”群体的出现打破了这份平静。

2022年，全日本刑事案件数量高达60万起，“无敌之人”正是这些案件背后的关键标签。

这个词汇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害后迅速走红网络，凶手山上彻野便是典型代表。

40多岁的他无儿无女、父亲早逝、母亲沉迷邪教，没有稳定工作，无牵无挂的状态让他缺乏普通人犯罪时的顾虑，无需担心家庭责任带来的束缚。

这种“无敌之人”的犯罪特征在2022年日本犯罪数据中非常明显。

当年增长最快的犯罪类型集中在抢劫、盗窃、性侵、斗殴等领域，作案者中不乏像山上彻野这样的未婚单身男性。

事实上，这类群体已多次给日本社会带来冲击。

2021年10月万圣节期间，一名身穿小丑服的男子混入东京地铁站，纵火焚车并持刀伤人。

当警方赶到时，他却在车厢内平静地抽完最后一根烟。

令人担忧的是，短短两个月内，日本轨道交通系统就发生了三起类似恶性案件。

日本政府针对犯罪群体展开调查后，得出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

近八成犯罪者月收入低于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000多元），部分人甚至没有收入来源。

超过九成犯罪者未婚，社交圈空白，这一特征与“无敌之人”的画像高度吻合。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为何会涌现大量“无敌之人”？

表面看是治安与道德问题，根源实则在经济领域。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爆发期，人均GDP一度超越美国，奢侈品店内随处可见消费的年轻人，社会普遍坚信日本经济有望赶超美国。

遗憾的是这一经济奇迹没能长久的延续下去，泡沫破裂率先到来。

90年代后，日本股市崩盘、房地产价格腰斩、实体经济萎靡，失业率同步飙升。

1990年至2000年十年间，日本失业率从2.1%攀升至5%，大批20多岁的年轻人毕业后即面临失业。

没有收入来源，结婚生子更是无从谈起，部分人在无法通过合法途径维持生计时，选择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雪上加霜的是，经济危机后日本人口结构持续恶化，新生儿数量逐年减少，老年人口占比不断上升。

年轻人不仅是劳动力核心，更是消费主力军。

劳动力短缺导致企业用工紧张，老年人被迫延迟退休，进一步挤压年轻人就业空间。

消费市场萎缩则让企业发展受限，岗位供给愈发紧张，形成“就业难—消费降—岗位少”的恶性循环。

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人想要进入稳定的大企业难如登天，缺乏逆袭机会的部分群体，逐渐对社会产生不满，最终以报复性犯罪宣泄情绪。

不过，日本经济并非完全陷入停滞。尽管过去三十年被贴上“停滞”标签，GDP增速缓慢、工资水平停滞不前，日本海外投资收益却逐年增长，2024年达到40.2万亿日元，这一数值相当于越南全年GDP的60%以上。

这笔收益不是依赖国内消费拉动，是源于日本企业、政府及机构长期的全球化布局，通过海外建厂、资源收购、技术掌控，形成了一套低调高效的“吸金”模式。

1990年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国内投资环境恶化，股市地产崩盘、企业债务高企，1990年至2024年，日本GDP名义增长率年均不足1%，人均GDP长期维持在4万美元左右，远低于美国、德国等国家。

1997年起，日本工资水平基本持平，叠加人口老龄化（1.2亿人口中老年人占比达三成），国内市场趋于饱和。

面对困境，日本将目光转向海外。

1990年，日本海外净资产约为270万亿日元，到2024年底已增至533万亿日元（数据来源：日本财务省国际投资头寸报告）。

尽管2024年日本全球最大债权国的地位被德国取代，但其净外部资产仍保持在3.7万亿美元规模。

这些海外资产的积累，主要依赖贸易顺差资金的海外转移。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出口贸易强劲，顺差规模连年创下纪录，企业和个人积累了大量资金。

泡沫破裂后，国内投资渠道收窄，这些资金开始流向全球市场。

日本政府也通过政策支持助力企业出海，例如日本国际协力银行2024年第四季度批准了超过3000亿日元的低息贷款，为企业海外扩张提供资金保障。

在这样的布局下，日本企业海外营收占比大幅提升，从90年代的20%多增长至2020财年的69.3%。

资金持续回流本土，为国内经济稳定提供了支撑。

2024年，日本当前账户盈余29.3万亿日元，其中海外投资收入贡献了40.2万亿日元，主要来自证券投资与直接投资回报。

这一策略标志着日本经济从追求GDP增速，转向注重投资回报率的稳健发展模式。

具体来看，日本海外投资主要聚焦两大方向，资源保障与产业转移。

在资源领域，日本作为资源匮乏国家（石油99.7%依赖进口，铁矿石100%依赖进口），早早布局全球供应链。

以巴西农业合作为例，日本通过三十年深耕，利用巴西塞拉多地区的农业资源，结合南北半球季节差异，实现大豆全年稳定供应。

目前，日本进口大豆占全球贸易量的10%，降低了采购成本，规避了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在澳大利亚，三井物产、伊藤忠商事等日本综合商社重点投资铁矿与煤矿项目，通过控股方式掌控优质资源。

2024年，受国际矿价上涨及日元贬值影响，这些资源投资的收益进一步提升，为日本制造业提供了稳定的原材料保障。

产业转移则是日本应对国内成本压力的重要举措，东南亚成为主要目的地。

以泰国为例，1990年日本企业在泰数量仅数百家，如今已超过6000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体系。

从基础零部件到发动机模具，再到物流配套，全方位复制日本制造模式。

丰田汽车早在1964年便进入泰国市场，1988年通过合资扩大规模，1993年进一步提升产能，目前泰国工厂年产量达百万辆，产品远销欧美市场。

其他日本企业纷纷跟进，电子零件厂、汽车配件厂围绕核心企业形成产业集群。

借助泰国较低的土地与劳动力成本，日本企业在泡沫破裂后，通过出售国内贬值资产，将资金投入海外工业园，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获得了高额回报，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就业与税收增长。

2024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出规模达2043亿美元，其中亚洲市场占比超过一半，越南、印尼等国成为新的投资热点。

在技术领域，日本始终保持核心竞争力，聚焦高附加值产品研发。

在半导体光刻胶市场，日本企业占据70%-90%的份额；全球手机摄像头传感器市场，索尼一家就占据50%的份额。

汽车机床领域，山崎马扎克等企业的产品更是行业标杆。

这些产品并非普通消费品，而是处于产业链上游的关键环节，具有不可替代性。

2024年，日本在全固态电池领域的专利占比达68%，丰田计划于2027年实现量产，该类型电池续航里程超过1000公里，充电时间仅需10分钟。

这种技术优势源于90年代的布局，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企业压缩国内低端产能，集中资源投入研发，最终在高端技术领域形成垄断。

2020财年，日本企业海外收入中，技术专利费与高端产品出口占比显著，进一步巩固了其全球技术领先地位。

回顾日本经济发展历程，“失去的30年”留下了诸多经验教训。

1990年泡沫破裂后，日本若能采取更合理的政策，或许能缩短经济低迷周期，但一系列关键决策失误，让困境持续延长。

1990年经济衰退初期，日本通过低利率等财政刺激政策，到1996年实现3%的经济增速，虽不及高峰期，已脱离衰退区间。

1997年经济刚有起色，日本就推出紧缩政策，上调消费税率并取消税收减免。

这一操作如同让刚恢复的病人停止治疗并限制饮食，直接导致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之后，日本反复在刺激与紧缩之间摇摆，直到2006年经济才重新实现强劲增长，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也从1997年以来的负值区间，在2006年初恢复正值。

这里需要明确一个关键认知，CPI并非越低越好。

对于中国而言，2%左右的温和通胀是经济良性运行的标志。

合理的通胀会形成物价上涨预期，促使消费者增加当期消费。

消费增长带动企业扩大生产与投资；企业投资增加则会提高员工工资，工资上涨进一步刺激消费，形成正向循环。

日本决策层与部分民众却认为，CPI过高会导致经济过热、生活成本上升，零通胀才是理想状态。

对于这一误判，2006年6月日本再次启动紧缩政策，最终陷入长达20年的零通胀困境。

零通胀意味着经济缺乏活力，企业盈利增长乏力，员工工资停滞，消费市场持续低迷，这一决策让日本经济错失了复苏良机。

相比之下，美国将通胀目标设定为2%，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将通胀目标定为3%，都是借鉴日本经验后的合理选择。此前我国曾出现连续两个月CPI为负的情况，这正是需要警惕的信号，避免重蹈日本零通胀的覆辙。

除了通胀问题，日本还面临高储蓄、低消费的困境，这与当前中国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储蓄结构上。

当居民与企业均减少消费，人民币贷款规模下降时，日本采取政府消费的方式刺激经济，主要分为两类。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投入，向居民发放补贴、完善民生政策等。

日本经济学家对本国政策的评价是，通过中央财政举债扩大社会支出，改善居民与企业的现金流状况，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帮助私人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最终增加社会有效投资，恢复经济增长动力。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通过民生投入兜底，保障居民收入与消费能力，带动企业与个人扩大投资消费，这种模式比单纯依赖基建与保障房建设更有效。

以希腊与日本为例，希腊政府破产时负债率为100%，日本政府负债率高达240%却未出现破产危机。

核心差异在于，希腊的财政支出多为社会福利类纯消耗性支出，缺乏收益回报。

日本的财政支出中包含大量民生产业投资，能够产生收益。

只要经济保持发展，债务就具备偿还能力，这也是日本国债能维持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从人均GDP来看，1991年日本经济衰退初期，人均GDP为2.5万美元，1995年达到4.42万美元的高点，此后长期维持在4万美元左右。

尽管经历“失去的30年”，日本的人均GDP并未下降，居民生活水平也未降低，只是增长陷入停滞。

受2022年日元贬值影响，日本人均GDP降至3.38万美元左右，2023年德国曾因汇率因素短暂超过日本，从实际发展水平来看，日本依然是公认的发达国家。

2023年，中国人均GDP约为1.25万美元，与日本仍有较大差距。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在经济衰退期选择“走出去”的策略成效显著。

出海的日本企业与个人获得了丰厚回报，在曼谷、胡志明市等东南亚城市，日本社区往往是当地环境最好、房价最高的区域。

不仅如此，日本的投资还遍布美国、欧洲等全球主要市场，形成了“海外日本”的格局。

当前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借鉴日本海外扩张的经验，通过全球化布局寻找发展机遇，解决国内面临的经济挑战。

有人认为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类似1990年的日本，实际情况更为复杂。

1991年日本已成为发达国家，人均GDP达2.5万美元，2023年中国人均GDP仅1.3万美元左右。

人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种差距，要从日本的发展中学习成功经验，比如经济调整期的政策优化、产业升级方向、全球化布局策略等。

也要警惕日本曾犯过的错误，如货币政策误判、对通胀的认知偏差、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政策摇摆等。

只有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吸收借鉴国际经验教训，才能在经济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与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