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北大战正酣，廖耀湘为何突然奉调回国？只怕汤司令守不住贵阳

“1944年12月4日零时，电报里一句话——‘新六军立即回国’——硬生生把廖耀湘从地图前拉了下来。”随行军官回忆，那一刻缅北指挥所只听得到报务机的嗡鸣声，所有人对这个指令都愣住了：正打得顺风顺水，怎么说撤就撤？

彼时的缅北战场，由新一军和新六军组成的中国驻印军已杀入茂密雨林，日军第18师团几乎被撕碎。工兵部队一边修路一边推进，“史迪威公路”已向中缅边境伸出长长的触手。没人想到，大后方贵州突然亮起了红灯，逼得重庆把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抽了回来。

危机出现在11月下旬。日军第11军突破广西后，12月2日占领了黔东南要地独山，距贵阳仅六十公里。贵阳要是丢掉，陪都重庆就暴露在日机航程之内。美国使馆率先紧急转移家属，重庆城里的茶馆里也开始流传一句话：“独山失而未复，重庆难安一日。”

蒋介石连夜召见何应钦、汤恩伯等人。城防调动、机场防空、桂黔公路堵截，一桩桩一件件摆在桌上，最关键的却是一支能立刻上阵的战略预备队。薛岳、张发奎手里的部队在豫湘桂战场折损太重，川军、黔军又靠不住，重庆能指望的只剩驻印军。

问题是，新六军从编制到补给都绑在美国人身上，史迪威更把这支部队视作自己的私家军。若按史迪威的设想，驻印军必须完成打通中印公路后再回国，“半途撤兵就是砸烂全局”。谁来担保史迪威点头？

正好前两个月，史迪威因“统帅全中国军队”一事与蒋介石彻底闹翻，被华府紧急召回。接替者魏德迈行事圆滑，对重庆采取配合态度。蒋介石抓住这个窗口，直接拍板：新六军回国，哪怕只带两个师也行。魏德迈在文件中写道，“如不迅速支援西南，后果将比一条公路的得失严重得多。”这句话成了给华盛顿的解释，也是对英军总司令蒙巴顿的回应。

蒙巴顿极不情愿，他的理由是：英国第14集团军正在推进曼德勒，如果中国军队抽走，缅甸战局要被拖慢。魏德迈抛出折衷方案——调一个军，而且只带轻装；另外放出“全体驻印军将回国”的烟幕，让日军误判兵力部署。美英双方各取所需，总算把争议压了下去。

就这样，12月5日至10日，美军第10航空队动用C-47、C-46运输机六百余架次，把新六军军部、新22师、新14师从八莫、密空运昆明。轻重火炮、吉普车甚至炊事车一并吊挂转场，场面壮观到连美军飞行员都说“像搬了一座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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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连锁反应立刻显现。冈村宁次获知情报后警告第11军：“若继续南追，恐遭全美械军侧击，速撤。”日军先头部队只得边毁公路边后撤，四川日报随后刊出一句抢眼标题：“独山复归”。其实独山是日军主动放弃，汤恩伯主力只是跟进接防，不过战略危局的确因此化解。贵阳城头的探照灯再也没有彻夜点亮，重庆警报也随之解除。

新六军没有在贵州开枪，空运到宜良后就地列队整编，补入青年军207师，兵力重新凑足三师。官兵嘴上虽说“飞机坐得过瘾”，心里却清楚：要是汤恩伯真顶不住，这支部队就是最后篱笆。汤恩伯很明白外界质疑，给廖耀湘发电：“兄弟，望你们歇好，我若退，你须挡。”字句简短，却把双方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危机解除后，廖耀湘部在云南修整。与此同时，云南怒江东岸的卫立煌大军已越过高黎贡山，与驻印军剩余部队在畹町会师。1945年1月，中印公路正式贯通。五万吨军援物资穿过卡车的轰鸣声涌向昆明，日本情报机关不得不承认：这一条公路，比之前的“驼峰”空运可怕得多。

时间进入4月。日军第20军突然扑向雪峰山，企图摧毁芷江机场群。何应钦坐镇前线，再次点名要新六军。于是三万人的全美械部队第三次登上运输机，从沾益直飞芷江。未等他们打开火线，第74军和王耀武的地方军已将日军堵在谷口。湘西会战结束，新六军再度成为悬在敌人头顶却未落下的“最后一刀”。

接下来的镜头定格在1945年8月21日。芷江老机场，雨刚停，受降谈判在简易机棚里进行。警戒哨兵端着M1步枪，胸前蓝底白日徽章格外显眼——那是新六军官兵的臂章。今井武夫递交草约时，廖耀湘站在侧后，没说一句话，手却一直按在指挥刀柄上。三周后，他的部队被空运南京，再次承担受降现场警卫。

胜利的掌声尚在耳畔，新六军很快迎来新的命令：1946年春整师海运大连。有人暗暗嘀咕，“东北不是说好的国际共管吗？”但命令就是命令。装船那天，上海外滩站满送行的人，最热闹的标语却只有四个字——“再来无期”。没有人料到，这支曾两度空中救火、两次见证受降的部队，此后卷入东北战场，再也没能回到长江以南。

从缅北到贵州，从雪峰山到芷江，新六军两次调动都是摆在日军面前的震慑。严格说，他们很少真正开枪，却在最关键的时刻稳定住战局。汤恩伯守住贵阳靠不靠谱，历史已经写下评语；而廖耀湘奉调回国的那张电报，也证明了蒋介石手里最后的筹码——不是机场，不是公路，而是一支能在三天之内空降前线、让对手摸不清底牌的全美械军。至于后来这支军队在东北的结局，则属于另一段战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