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徐庭瑶在台湾病逝，生前嘱咐：如有可能，把我的遗骨送回故乡

“阿华，回无为的票买得到吗？”1973年12月的一天清晨，徐庭瑶躺在台中寓所的藤椅上，突然冒出这句话。长子徐华一愣，知道父亲的思乡病又犯了，却只能低声答：“爹，现在回不去，您先养好身子。”一句对话，定格了老人生命最后的牵挂，也把他曲折的一生拉回众人视线。

徐庭瑶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露面，是1948年冬。那年他从南京悄悄绕道无为，只待了三天，便匆忙返回司令部。谁也没料到，那竟成永诀。次年春，装甲兵司令部仓促东渡，他披着风衣站在甲板上，看着上海的灯火一点点沉入夜色。据说那一晚，他沉默得吓人，连随身不离的《孙子兵法》都没翻。
岛上的前两年，他和蒋纬国日夜忙于重建装甲兵。台中兵营缺枪缺油，装甲车油封干裂，发动机里爬满沙尘。徐庭瑶一面派人刨零件、一面整理西行考察笔记，把在德国、苏联见到的坦克保养流程全抄给基层军士。不得不说，他在专业上确实挑剔：连螺丝扭矩都要对标德军手册。但完成重建后，他主动递交退位报告，把指挥权让给蒋介石的二公子。外人觉得蹊跷，他却淡淡一句：“枪杆子终归要交给姓蒋的。”

卸任后，他挂了个“战略顾问”虚衔，实则天天挤公交去装甲兵学校讲课，暮色中拎几只菜回出租屋。学生回忆，这位前集团军代总指挥讲到长城抗战时，声音压得极低：“密云那条线，尸体摞了一人高。”句子短，却把山口硝烟带到教室。
论家底，他几乎算得上清贫。1952年彻底退役，月薪削到一千台币。两个儿子先后远赴美国留学，学费捉襟见肘，他便在院子里搭鸡舍，卖蛋贴补。学生寄来三百五百，他逐笔记录，叮嘱儿子将来务必偿还。“老部下比亲戚还亲，可不能让人说我徐某人占了廉价便宜。”这样倔强，颇像他在北伐时的作风——枪可以短，账必须清。

时间拨回1916年，那年他从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与白崇禧、蔡廷锴同榜。早年北伐，他冲在最前，惠州城墙上扔完最后一颗手榴弹，才发现左臂擦伤。蒋介石赶来慰问，拍着肩问要什么赏，他回了七个字：“给弟兄换新步枪。”直截了当，又透着几分理想主义。
理想被现实撕裂，是1933年长城一役。古北口、南天门阵地来回易手，他麾下第二十五师、第二师打得血肉横飞。杜聿明、戴安澜在那儿崭露头角，却也眼睁睁看着伤亡数字滚动攀升。战争结束，他被蒋介石甩到冷板凳，只因《塘沽协定》必须有人担责。外界以为他意难平，其实他更在意装备差距：日军一辆九五式轻坦顶得上几百名步兵，他深夜独坐帐篷，在笔记本扉页写下“机械化不成，一切空谈”十个大字。

此后六年，他跑遍欧亚，考察坦克、装甲车、摩托化步兵编制，写成《机械化军备论》。书没卖出几本，办事处仓库堆了尘，却在日后成为装甲兵建制蓝本。也正因如此，1949年蒋介石拉他掌装甲兵司令部；而他清楚，这顶帽子大而沉，戴久了非祸即殃，于是才有后来那场“主动让贤”。
至于外界揣测他对蒋纬国“俯首”的成因，其实并不神秘。徐庭瑶明白，这位“少主”既握有父亲信任、又得宋美龄庇护，自己若硬拼，只会落个两败俱伤。再说，他对政治向来惜字如金，坦言“我只管炮口”。这种“知进退”，在军界少见，放今天也是一种稀缺品质。

进入七十年代，身体每况愈下，思乡念头愈发炽烈。他常同老友陈昌浩通信，信里一句“观日月之行，若白驹过隙”透露了疲惫。1974年秋，他在病榻前对儿子说：“合分自有数，你们终归能回去。我这把骨头，能不能回去听天由命；但乡里学堂缺钱，你们要管。”声音很轻，却不容置疑。
1974年12月16日凌晨，台中冷雨。医生记录：患者呼吸停止，终年八十二岁。消息传回无为，乡绅们摇头叹息：“老徐终究没能落叶归根。”然而故事并未就此打住。二十多年后，徐氏兄弟携自筹资金抵皖，和戴安澜后人一道成立教育基金，首批奖助金十八万元，重点资助小学生。有人问他们为何先选小学，兄弟俩的回答简单直白：“父亲当过小学教员，他说基础不牢，未来难立。”

基金会运转至今，虽谈不上庞大，却一直续存。徐庭瑶那句“支持家乡教育”，得以具体落地，而他的遗骨仍留在阳明山一隅。地缘阻隔尚未消弭，但乡情与责任，已由下一代接棒。倘若徐庭瑶地下有知，或许会淡淡地点头：事情大抵如此，也算对得起当年的那声“阿华，回无为的票买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