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是如何开展银行业务的？

现代西方文化在诸多方面都得益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中世纪欧洲的文字、宗教、政治体制和艺术均受到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启发。银行业务是另一个起源于古希腊世界的概念。雅典人在公元前 5世纪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银行体系，该体系影响了整个希腊 - 罗马世界的经济。希腊化时代的各个王国采纳了雅典的银行模式，后来罗马人又用自己的货币理论对这一体系进行了拓展。公元3 世纪末，由于内部危机以及基督教对高利贷和银行业务的观点兴起，罗马的银行业基本崩溃。大规模的银行业务直到十字军东征时期才在欧洲重新出现。

提洛同盟的宝库

在希波战争（公元前499- 前449年）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之间的那些年里，雅典成为了希腊城邦中的头号强国。雅典人凭借一系列精明的政治举措、强大的海军实力以及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奠定了自身的地位。

对提洛同盟的掌控，是雅典在古希腊世界确立霸权的又一关键因素。提洛同盟始建于公元前 478 年的希波战争后期，最初是希腊各城邦为对抗波斯而结成的联盟。尽管雅典是同盟的主导城邦，但同盟共用的舰船与黄金起初都存放在提洛岛。其他重要城市，如德尔斐和奥林匹亚，拥有规模宏大的圣所，这些圣所同时也是著名的宝库所在地。这种早期的 “神庙-宝库” 复合建筑，是各类物品的安全存放处，包括还愿祭品、祭祀雕像、武器以及金银等。精明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前429年）看到了这一体系蕴含的巨大经济潜力，于是在公元前454年决定将提洛同盟的宝库迁至雅典。

当伯里克利与雅典人掌控提洛同盟的宝库后，雅典开始对其他希腊城邦的经济施加重大影响。雅典人颁布法令，要求同盟城邦统一采用雅典的货币、度量衡，从而提升了雅典在希腊世界的经济地位。这一举措还意味着，雅典女神的崇拜体系在本质上转变为了 “雅典女神银行”。

雅典女神银行

雅典的帕特农神庙是伯里克利的另一项功绩，这座建筑是在他担任雅典战略指挥官期间建造的。帕特农神庙最初是作为城邦守护神雅典娜的祭祀神庙而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也开始承担银行的职能。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记载，提洛同盟的战争经费正是由这座 “雅典女神银行” 提供的。

“他们的力量源于同盟城邦缴纳的财政收入，而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谋略与充足的财源。他（伯里克利）告诉众人应当充满信心，因为除其他收入外，同盟城邦每年缴纳的贡金通常可达六百塔兰特；当时卫城上仍留存着六千塔兰特的铸银（此前最高储备量曾达九千七百塔兰特，其中部分资金已用于卫城山门、其他建筑的修建以及波提亚战役的开支）；此外，还有私人与公共奉献的未铸银块，以及游行庆典、竞技活动所用的全部神圣器具、从波斯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及其他各类财物，价值不少于五百塔兰特；他还补充道，其他圣所也存有相当数量的财富。”

帕特农神庙储存的金银条块以及黄金雕像都被用于铸造货币，但雅典娜神庙的银行业务并非仅限于保管和铸造货币。该神庙还会发放用于世俗用途的有息贷款，这些贷款所得被用于资助战争行动和建筑工程。雅典女神银行的管理架构很快便具备了现代银行的雏形。

雅典当局颁布的另一项法令设立了一个财务官委员会，专门监督雅典娜宝库的运营。该委员会负责管理所有事务，不仅涵盖雅典女神银行，还包括当地其他圣所的宝库。记载显示，每位神祇都有专门分配的财产和资金，且均单独列账。

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的银行体系高效且运转良好，但这种状态并未持续下去。随着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逐渐占据上风，雅典银行体系开始遭遇严重的货币危机。到公元前423/422 财政年度末，雅典欠神圣宝库的债务已达5600塔兰特，累积利息高达1400塔兰特。斯巴达在战争中的胜利成为终结雅典霸权的最后一击，但雅典的银行业理念却留存了下来。

希腊化世界的银行业：托勒密埃及

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他的帝国被其将领分割为多个王国，这标志着希腊化时代的开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希腊艺术、语言和文化的广泛传播，其中也包括铸币制度、货币理论以及银行业务。受希腊影响的银行业与经济体系，在托勒密埃及或许体现得最为明显。

埃及之所以成为吸收希腊银行业与货币理论的沃土，是因为这里早已存在先进的经济理念。埃及文献显示，大约从公元前3100年起，埃及人便开始使用度量衡作为一种货币形式。到了第十二王朝（约公元前1985-前1773年），埃及人将这些度量单位标准化，形成了一套先进的原始货币体系。“德本”（deben）是一种度量单位，约等于93.3克，而 “凯特”（kite）则略少于10克，1德本等于10凯特。德本可用于计量铜、银或金，而凯特仅用于计量黄金和白银这类更贵重的金属。

托勒密王朝的第二位国王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4-前246年在位）是一位积极有为的统治者，他主持修建了众多公共工程。亚历山大灯塔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建造资金均由托勒密二世提供，连接红海与地中海的运河也在他统治期间竣工。这些宏大的工程耗资巨大，需要稳健的货币与银行政策作为资金保障。

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02-前282年在位）将铸币制度引入埃及，其货币以希腊世界通用的德拉克马为基准。由于埃及缺乏银矿，托勒密德拉克马的重量轻于其他地区的德拉克马，且国内流通的货币多为青铜材质。这一设计便利了民间的人际交易。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流通的青铜货币数量大幅增加，部分原因是当时规定必须以货币形式缴纳赋税。硬通货虽普及却携带不便，这就需要一套银行体系来负责税收征管与信贷发放。

托勒密二世借鉴雅典的体系，引入了由王室授权和特许经营的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每个诺姆（行省）的首府至少有一家银行。王室银行负责征收铸币税，王室银行和私人银行都以 24% 的极高利率向个人提供信贷和贷款。这种高昂的固定利率阻碍了信贷和债务经济的发展。

早期罗马银行业

就在托勒密王朝对埃及经济进行重塑、使其更贴近希腊世界经济模式的同时，罗马人也开启了自己的银行业与货币改革，同样从希腊的先例中汲取灵感。罗马人也将银行与神祇关联起来 —— 其主要的国家金库（拉丁语为 “aerarium”）最初设立在卡比托利欧山的萨图恩神庙下方。

罗马最早的银币很可能是由罗马国家铸造的，目的是纪念公元前 312 年从罗马到卡普阿的阿庇亚大道竣工。罗马人没有采用广泛流通的德拉克马作为货币标准，而是创造了银币第纳尔作为其本位币。除第纳尔外，罗马人还铸造了塞斯特斯，这是一种青铜币。4 塞斯特斯等于 1 第纳尔，其下还有铜币阿斯，4 阿斯等于 1 塞斯特斯。作为这三种面额货币的中间单位，塞斯特斯是民间人际交易中最常用的货币。严格来说，罗马货币的价值与其所含银、青铜或铜的重量相当，但罗马国家确实持有大量黄金。

罗马人普遍将银行业视为与演艺相当的卑微职业，认为靠贷款利息牟利是不值当的营生。并非所有罗马银行和银行家都靠利息盈利，但显然有不少人是这么做的。许多银行还采用了相对现代的货币政策，比如部分准备金制度。简单来说，这种制度就是银行将部分储备资金用于放贷以获取利息。罗马的文献记载显示，贷款被称为 “诺门”，这个词的本意就是 “名字”，因为贷款记录的核心是债务人的姓名。

罗马银行的组织结构与托勒密模式相似：国家银行垄断铸币权，同时也允许私人银行家经营。银行和银行家根据职能进一步分为两大主要类别：“法内拉托雷”是放贷人，其职能更接近现代的经纪人和中介；而 “阿尔真塔留”则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银行家。

帝国银行业的扩张

公元 1 世纪的罗马传记作家苏维托尼乌斯记载，罗马两位著名的皇帝家族中都有银行从业者背景。罗马首位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 - 公元14年在位）的祖父被描述为 “货币兑换商”，可能属于 “法内拉托雷”（放贷中介）一类；韦帕芗皇帝（公元69-79年在位）的一位祖父 “后来在海尔维第人中当了银行家”。尽管社会上普遍存在对银行业的鄙夷心态，但与银行业的家族关联并未阻碍他们登上权力巅峰。

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其银行业也随之发展壮大。更多货币面额应运而生，包括价值 25 第纳尔的金币 “奥雷乌斯”。帝国各地还设立了铸币厂，一方面管理行省财政，另一方面铸造带有中央宣传意味的货币。现存记载显示，罗马世界的银行业务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意大利的铭文与罗马统治下埃及的纸草文献都表明，各类金融操作已实现广泛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公私银行都会发行本票，为跨区域贸易提供了支持。

罗马银行业的崩溃

罗马面临着诸多现代银行业也会遭遇的挑战，其中就包括通货膨胀。第纳尔银币刚推出时，重量接近4.5克纯银，这一标准一直保持到共和国末期。帝国初期，其重量稳定在4克左右，但到尼禄皇帝登基（公元54-68年在位）时，被降至 3.8 克。这标志着货币持续贬值的开端。到公元3世纪初，第纳尔的纯银含量已不足50%。

公元4世纪初，戴克里先皇帝曾将第纳尔的银含量重新确定为3.8克，但经济崩溃的趋势仍在继续。巨额的军费开支和帝国政策重创了经济。例如，政府为特定商品设定了最高限价，这导致商品短缺，商人陷入财务破产的境地。与此同时，基督教的兴起引发了对银行业的限制 —— 收取利息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因此，银行在公元3至4世纪基本全面崩溃。有组织的银行业几乎彻底消失，直到十字军东征时期，圣殿骑士团才引领了一种新的银行业模式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