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年冬天，乌兰巴托的风刮得比往年都硬。
市中心的那条主路——本来叫“和平街”，突然被换了个名字，叫“北京路”。
不少人路过的时候都愣了一下，再看到不远处新立的中式牌楼，红柱金顶，边上还挂着一串串红灯笼，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
“怎么回事啊？这是哪根筋搭错了？”
旁边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妈嘟囔着，拎着刚买的羊肉往家赶。
没人告诉她答案。
也没几个人真在意这条街叫什么名字。
但那天之后，街边的报摊上开始出现一些声音——有人说这是对中国示好的信号，也有人说这是“丢脸”，还有人说，离了中国的钱，咱们国家真活不下去。
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可它背后，藏着的事儿就多了。
要说清楚为啥一条街能掀起这么多情绪，还得往前倒。
倒回去一百年，甚至更早。
那会儿的蒙古，还是清朝的外蒙古地区。
虽然表面看着受朝廷管着，但蒙古贵族早就心思各异。1911年，清朝一倒，蒙古王公们立刻宣布独立。
那时候中国自己都顾不上自己，哪还有力气去顾蒙古这摊事儿？几年后苏联人插了一脚，帮着蒙古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等到1945年，中国国民政府在国际压力下正式承认了蒙古的独立，这事儿算是板上钉钉了。
可是，在蒙古人的记忆里，这不是“和平分手”。
而是“挣脱压迫”的胜利。
“咱们蒙古，要不是独立了，现在还得听中国人的。”
这是很多老一辈蒙古人从小听到大的话。
教材里、广播里、老电影里，总会提到清朝的“压迫”和“民族觉醒”。
这种教育方式，几十年下来，种下的情绪就难以轻易抹去。
可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乌兰巴托的大市场里，十家店铺有八家卖的是中国货。
蔬菜、衣服、锅碗瓢盆，一应俱全。
就连草原上的牧民，穿的羽绒服、骑马用的手电筒，也都是“Made in China”。
2019年，蒙古国出口的89%都流向中国。
进口中，中国商品也占了三分之一以上。
说句不夸张的——中国的市场，是蒙古经济的命脉。
可正因为绑得太紧，很多人反倒更警觉。2012年，蒙古政府曾出台一部《限制外国投资法》，直接点名要“控制对中国企业的依赖”。
结果呢？外国投资一下子跌了85%。
经济差点没缓过来。
最后政府不得不赶紧改政策，重新“欢迎投资”。
说起来讽刺。
一边想离得远点，一边又离不开。
这种矛盾的心理，在社会上发酵得最明显的地方，是情绪。
2015年，有几个中国游客在肯特省的山里拍照，被一群当地青年围住了。
有人推搡，有人骂人，场面一度混乱。
事后，蒙古政府公开道歉，警方也抓了人。
但网上的评论却不全是谴责，反倒有不少人说，“早该给那些中国人点颜色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反华情绪的根不只在历史。
也跟现实中的摩擦不无关系。
这十几年，很多中国企业进蒙古投资，尤其是矿业。
有些企业为赶工期，不顾环保，处理废水随意排放。
有次在塔旺博格多矿区，废水沿山沟流进牧区，牧民家的羊一只接一只地倒下。
当地人一气之下，把公司围了个水泄不通。
媒体报道铺天盖地，“中国公司毁了草原”成了头条。
这类事多了，印象就定型了。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天生反感”。
在乌兰巴托的几所大学里，汉语班的学生越来越多。
一位姓巴图的大学生说得特别实在：“学中文，好找工作。”
2018年，中国在蒙古开了几家孔子学院，搞文化交流。
书法、京剧、古筝表演，年轻人看得兴致勃勃。
有个小女孩在活动现场拿着毛笔，一笔一画写下“朋友”两个字，笑得特别开心。
文化上的亲近，其实从来没断过。
白月节那几天，家家户户包饺子、贴窗花，跟中国的春节没多大差别。
蒙古语里“桌子”“椅子”这些词，发音就跟普通话一模一样。
这种日常的交错，是几十年、几百年积累下来的。
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感与亲近并存。
有时候，情绪的火苗并不是某个人点燃的，而是长期堆积的小火星碰巧遇上了风。
比如2017年，有家媒体登了一篇报道，说中国企业污染了水源，害死了牲畜。
后来调查发现情况被夸大了，可坏印象已经种下去了。
这种报道多了，老百姓心里自然就打鼓。
那会儿，一个在乌兰巴托出生的汉族青年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在家说汉语，出门看的是蒙文。
我有蒙古国护照，但心里也有中国的根。”
他的话，没人反驳。
因为这就是现实。
他父母是上世纪60年代末来到蒙古的中国移民后代，家里一直讲中文，逢年过节还是包饺子、贴春联。
但他在学校学的是蒙古历史，听的是“独立是从中国手里争来的”这一套说法。
长大了，做生意要靠中国，交朋友却得小心别表现得“太中国”。
这种身份的夹缝，不容易。
可也正因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看得更清楚。
他知道哪些是偏见，哪些是真问题。
他也更明白，合作不是为了讨好，而是活下去的需要。
至于那条“北京路”，后来还真成了个地标。
路口的那块中式牌楼，几年后油漆剥落了几块，但一直没人拆。
参考资料：
高华，《蒙古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蒙古国国家统计局，《蒙古国经济年鉴（2019）》，乌兰巴托：国家统计局，2020年
王建军，《中蒙关系史研究（1949—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孔子学院总部，《孔子学院年鉴（2018）》，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9年
赵天宇，《草原边境：中蒙关系中的文化与认同》，商务印书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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