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历史之镜，看看不一样的犹太人!【深度解读】

如果要问你对犹太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特别会赚钱而且特别聪明，同时也在历史上也受过很多伤害。

其实这都是根据表面的出的主观臆断，一旦把具体的人、具体的时间和因果拎出来，好像就没那么单薄了。

与其在这里给整个人群贴标签，不如把这些标签的来处讲清楚。

先说一段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金融史。

在1997年夏天的时候，当时泰国外汇储备被持续消耗，于是在7月2日放弃长期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泰铢也应声大跌。

那么这时候就给资本留了缺口。

当时的资本一旦发现一个固定汇率缺口，便会借入本币、换成外币、等贬值后再换回赚差价。

如果说央行想要硬撑下去的话，就要不断地动用储备或升息，自然而然代价也会越来越高。

那么就会产生一种现象，就是在短期外债占比会过大、金融自由化快于监管、房地产泡沫累积。

别看这些结构性因素只是生活的几个方面，但其实很可能早已在当地埋下了隐患，只是在等问题集中到一个时刻的时候爆出来。

随后，资金恐慌会从泰国传导到马来西亚、印尼、韩国，那么这个时候国际机构会开出纾困方案。

紧接着就会到各地政府，因为他们要开始抉择了，这些代价莫过于有人扛利率上调，有人承受企业倒闭，有人则要面对失业与币值下坠。

进而还会把这场风暴的成因归结为某个族群的“操控”。

这样其实既解释不了为什么同样的脆弱性在不同国家反复出现，也忽略了政策选择、监管框架和市场机制的合力。

如果要回看更久远的历史的话。

那么古代近东的一神信仰、罗马征伐后的流散、中世纪城镇里的行业壁垒以及近代民族国家崛起时的排斥情绪，这些都推动了一条相似的生计轨道。

这条轨道就是更依赖城市，也更倚重识字与经商。

在中世纪欧洲的时候，教会则会长期限制基督徒放贷，进而城市里与钱打交道的工作便更可能落到特定群体身上。

接下来就是等到近代商业兴起、金融扩张之后，城市网络、语言文化资本、家庭教育的传承合在一起，继而出现了在某些行业里更显眼的个体。

但是此时的显眼并不等于“天生擅长”，也更谈不上什么阴谋论。

如果非要对此行为进行评价的话，这只不过是历史上把“行业形象”偷换成“群体本质”，是偏见最常用的手法之一。

其实有很多事流传很广，就比如说发生在19世纪东亚的鸦片贸易。

其实看着是一场帝国与资本交织的全球性生意，殖民扩张、贸易逆差、公司特许以及军事恫吓，一环扣一环。

这时候很多人会认为是政策与武力才是决定性力量，包括港口开关、关税更改、条约签署，都由当时的帝国政府拍板。

但其实当时是具体的商人从中牟利，但紧接着便会把战争与罪责打包贴给某个族群。

所以说可不要被蒙蔽双眼，其实这既不符合史料，也把国家行为偷换成了“某些人”的秘密图谋。

如果想要判断一段历史，最要紧的是看权力与制度，而不是靠想象去猜谁是幕后之人。

除此之外，其实学术与科技的成就，也常被讲成“群体天赋”的证据。

关于这个说法其实有一个更稳妥的解释，那就是它是结构性的。

也不止在流散社群，其实城镇里的集中、识字传统带来的积累以及对教育的投入等，这些因素都能推高某些人群在科研奖项上的可见度。

当然了这与个体的努力与运气也是不可分割的，除此之外，学校的资源与导师的网络也很关键。

因此把多维度的社会机制压成一句“因为某个血统”的话，或许会错过真正值得借鉴的环节。

就比如应该如何让更多家庭拥有稳定的教育投入，又或者是如何让科研评价与资助更开放。

这个说法在很多领域都适用，就比如媒体与资本领域。

熟悉公司构成的都知道现代传媒公司有股东、有董事会、有市场审查和反垄断约束，所有权结构分散、跨国监管交错并行。

这和谁在某家公司任职、谁是知名投资人，和“控制一切”的阴谋叙事其实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了。

想要把个别名人的投资与言论扩大成“一个族群的意志”，其实最容易满足情绪，也最经不起证据。

因为真正需要关注的应该是是透明度与治理。

就比如股东信息是否公开、编辑与广告是否是分离的以及并购是否接受充分审查等。

如果要讲原因，那就是这些问题可以被逐条核对，也能被社会广泛监督。

现在我们再回到金融风暴的经验上来。

如果一单的固定汇率若与经济基本面背离，那么就会积累压力。

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外债与银行配套监管不到位的话，危机传染就会更快。

像这种危机叙事一旦被“谁在背后操纵”占据上风的话，那么改革真正要动的税制、产业、金融这三块反而特别容易被忽略。

这个现象在经济学里其实也有一个朴素的提醒。

就是说当一个现象又简单又带情绪的解释时，其实多半不是真的。

相对于这种情况，其实更耐心的方法就是去看数据与制度。

看哪些国家在危机后修复得更快，哪些改革避免了下一次踩坑以及哪些政策在开放与稳健之间找到平衡。

只有这样谈，才能够把教训变成方法，而不是将从前的阴影变成偏见。

而关于历史的创伤，其实确凿的事实已经摆在那里。

不管是中世纪的驱逐、黑死病时期的诬陷，还是近代极权时期的系统性屠杀，受难不该被再次利用来对立彼此，更不该反过来给任何人开脱。

其实对受害史的记述与反思，真正的价值是在于提醒社会如何防止再次滑向非人化，而不是开始给任何群体加上“善”或“恶”的永久标签。

如果是要讲“认识偏见”，也不妨直接从讯息识别做起。

那我们到这个时候应该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无非是在我们碰到讲复杂问题归因给某个群体的文章时，首先先看它是否真的给出了可核对的时间线。

如果这个看不出来，那就紧接着看其是否提供了多来源的证据以及是否解释了相反的例子。

如果有点难理解的话，带入我们日常生活就是，在同一时期，为什么有些国家没出危机、又或者是明明是同一家媒体为什么会出现相互矛盾的观点。

接下来说教育这个问题，其实教育这件事可以从“可复制”这个角度来进行讨论。

比如其中其实包括重视读写能力以及给孩子稳定的学习时间，还有鼓励跨学科训练，这些的主要目的是使得失败不至于毁掉一次机会。

然后这些朴素做法其实在不同家庭与社群里都有效。

比如说就是在讨论“阶层固化”的时候，那我们此时很多都会把重点放在如何扩大优质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入口。

但是如果此时你把焦点放在谁的孩子天生“更占便宜”。

那么，公共政策能做就更多了，其实就像学前教育的普惠、基础教育的均衡以及资助体系的透明和科研机会的开放。

所以从这些可以自然而然看出，把关注点转回制度，其实才是对现实最有用的关切。

如果觉得社会气氛紧张、经济不顺或者是信息爆炸时，其实你不知道的是，这时候正是阴谋式叙事抬头的时候。

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它才能简单、痛快、并且迅速形成阵营。

在遭遇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能够真正改善生活的，反而是那些琐碎却有效的答案。

虽然说复杂确实很容易让人焦虑，但是也正是因为复杂，才给了我们一点点改进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