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又被一则新闻气得不轻。
一位单亲妈妈带女儿来上海看病,女儿却在病房里被隔壁陪床老头给猥亵了。
老头是癌晚期,没法坐牢。最后这位妈妈拿了5万5,选择了原谅。
不是她不想追究,是她得先让女儿活命。
今天学爸就好好聊聊这件事,看看这场悲剧背后,藏着多少普通人难以承受的无奈。
01
梅姐多年前与丈夫分居后对方便失联,她一人拉扯三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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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屋漏偏逢连夜雨,三个孩子都查出了肾病,
尤其是大女儿小羽,病情最严重,经常尿血、腹痛,还时不时发烧,老家的医院束手无策,只能建议她带孩子去大城市试试。
2023年10月,梅姐攥着东拼西凑来的路费,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带着三个孩子挤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
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让大女儿好起来。
一路颠簸到了医院,办完入院手续,大女儿被安排进了一间三人间病房,床位就在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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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床住着一个婴儿,陪护的是孩子61岁的外公——杨老头。
初见时,杨老头看起来挺热情,主动凑过来跟梅姐搭话,问她们从哪来、孩子得了什么病、是不是一个人带孩子来的。
梅姐当时满脑子都是孩子的病情,没多想,就简单说了几句。
她以为,大家都是来给孩子看病的,彼此能多些体谅,却没料到,这“热情”背后,藏着不怀好意的心思。
到了傍晚,三个孩子都饿了,加之行李放在一公里外的酒店还没取,只能决定先带两个小女儿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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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前,她特意跟护士交代:“我出去给孩子买饭,还要去酒店取行李,我大女儿在病房里,麻烦您多帮我留意着点。”
护士嘱咐她尽快回来,她点点头,才匆匆带着两个孩子离开。
一个多小时后,一进病房就看到大女儿抱着膝盖缩在床头,脸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眼神里满是恐惧,看到她回来,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
梅姐的心一下子揪紧了,赶紧询问孩子情况。
孩子哭着说:“隔壁床的爷爷他摸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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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姐气得浑身发抖,转身就冲到杨老头面前质问,可他却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没做,还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看着孩子害怕得不敢说话的模样,梅姐强压着怒火,一边安抚孩子,一边找医生说明情况,接着拨通了报警电话。
警察很快就到了,给梅姐、孩子还有杨老头都做了笔录,还安排了DNA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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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NA检查面前,老头子不得不承认,他确实猥亵了女孩。
但他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
同年11月9日,案件以杨老头涉嫌猥亵儿童罪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02
然而,天不遂人意。从那以后,小羽仿佛变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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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变得极度敏感、易惊,常无故哭闹,甚至剃光头发,抗拒任何人触碰。
夜晚需靠安眠药入睡,却仍噩梦频频,惊醒后反复哭问:“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她开始拒绝洗澡,长达数月。
梅姐带她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孩子出门时总用帽子围巾把自己裹得密不透风。
诊断结果是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雪上加霜的是,孩子后续甚至出现了自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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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孩子这副模样,梅姐除了心疼,更多的是无力。
因为她连孩子的治疗费都凑不出来。
大女儿的肾病本就需要8万到12万元的治疗费用,现在又加上了精神疾病的诊疗开销,对梅姐来说,这就是一笔天文数字。
她没工作,没存款,带着三个孩子在上海,连基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
有段时间,她一天只能给三个孩子买一顿饭,晚上母女四人就挤在医院的门诊大厅里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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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女儿睡在轮椅上,二女儿蜷缩在露营箱里,最小的女儿躺在儿童推车里,她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
走投无路的时候,梅姐想到了向杨老头索赔。
她算了算孩子的治疗费,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要求。
可杨老头却说自己家里条件不好,拿不出这么多钱,直接拒绝了她。
梅姐不甘心,又去找检察官和援助律师,希望能通过法律途径拿到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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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们却告诉梅姐,杨老头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随时都有可能离世,如果杨老头死了,她很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就算杨老头有遗产,以他的家庭条件,也未必能有多少,到时候走法律程序耗时耗力,最后可能还是一场空。
这些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梅姐最后一点希望。
她看着病床上日渐虚弱的女儿,又想到两个同样需要治病的小女儿,只能咬着牙,一次次降低索赔金额。
从12万降到8万,再从8万降到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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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反复协商了好多次,杨老头才终于同意赔偿5.5万元。
2024年1月26日,梅姐签下那份沉重的《刑事谅解书》。她知道签下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但女儿的命,比一时的公道更等不起。
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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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杨老头犯罪情节轻微,且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
梅姐看到决定书的时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抱着女儿默默流泪。
她不是不恨,不是不想为女儿讨回公道,可她是三个患病孩子的妈妈,在“公道”和“孩子的命”之间,她只能选择后者。
03
案件经媒体曝光后,引发了争议。
有人说,梅姐不该签那份谅解书,不该轻易放过伤害孩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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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些人或许忘了,她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的旁观者,而是一个连孩子饭钱都要发愁的单亲妈妈。
她一个人带着三个肾病孩子,在陌生的城市求医,没任何人可以依靠。
白天要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陪孩子做检查、看医生,晚上还要担心第二天的生活费和治疗费,早已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而杨老头的出现,又给了她重重一击。
孩子遭受伤害,精神崩溃,治疗费还没着落,可施害者却因为身患癌症,连被关起来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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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钱流向不缺钱的人,苦流向能吃苦的人。对于有钱人来说,遇到事情可以靠钱解决,靠人脉周旋;
可对于梅姐这样的底层妈妈来说,她连坚持正义的底气都没有。
她不是不恨杨老头,不是不心疼女儿,可恨不能当饭吃,心疼也换不来治疗费。
她只能选择妥协,用那份带着屈辱的谅解书,换一点能让孩子活下去的希望。
其实梅姐的遭遇,不是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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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里有一组数据:2023年全国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这样的犯罪。
在这些案件里,有多少受害者家庭像梅姐家一样,因为没钱、没能力,只能在“讨公道”和“活下去”之间艰难抉择?
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被迫妥协的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心酸。
有人说,法律是公平的,可在穷和病的困境面前,公平有时候显得那么遥远。
梅姐想为女儿讨回公道,可是她连等待法律判决的时间和金钱都没有;
她想让伤害女儿的人受到惩罚,可对方却因为身患重病,轻易就能逃脱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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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梅姐的妥协,实在是无奈的选择。
她不是软弱,而是太想让孩子活下去了。
如果有一丝办法,她都不会选择原谅那个伤害她女儿的人。
可生活没有如果,现实也没有那么多公平可言。
我们不该指责梅姐的选择,更该思考:为什么一个妈妈在孩子遭受伤害后,连讨回公道的底气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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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底层家庭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只能被迫妥协?
或许,我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在这些困境家庭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能伸出援手;
需要更健全的法律机制,让施害者无论何种情况,都能受到应有的惩罚;
需要更多人关注这些底层群体的困境,让他们在遭遇不幸时,不再孤立无援。
毕竟,没有哪个妈妈愿意放弃为孩子讨公道,也没有哪个孩子该在承受伤害后,还要因为没钱治疗而错过最佳时机。
希望梅姐的女儿能早日康复,也希望这样的无奈,不再发生在更多家庭身上。
网友评论
网友1:我十分理解这个艰难的妈妈。 人在沉重而强大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做现实的选择。
网友2:这个癌症老人的无耻,女孩妈妈的无奈,女孩的痛苦真让人五味杂陈,但是女孩妈妈最后得到5万赔偿我觉得也是无奈之举
网友3:老大有病就不要生老二老三了啊,现在生那么多都有病不说又没钱治,孩子爸也不知去向,有时候不生也是一种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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