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妹妹眼中闪着热切的光，身后是美国大学开出的优渥条件——独栋别墅、高薪职位、子女优先入学的承诺，这些在1981年的语境下，足以让许多人动摇。
但他望着窗外，脑海里翻腾的是青藏高原的风雪。那些年在牧区调研，他见过牧民因高原病倒下时的痛苦，听过帐篷里新生儿因缺氧发出的微弱啼哭。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藏族同胞的脉搏、血氧数据，还有未完成的高原病防治研究方案。
“这里的条件再好，”吴天一将绿卡轻轻推回妹妹面前，声音带着高原风沙磨出的沙哑，“也治不好青藏高原的病。”他想起出发前，藏族老阿妈塞给他的那袋风干肉，说“吴医生留下，我们的孩子才能活”。
妹妹急得红了眼：“哥，你在那边能有更好的研究环境！何必回那苦寒之地？”他却笑了，从行李箱里翻出一张照片——一群藏族孩子围着他，脸蛋冻得通红，眼里却亮得像星星。“我的实验室在雪山脚下，我的病人在马背上。”
最终，他登上了回国的飞机。舷窗外，云海翻涌，他仿佛已看到唐古拉山的雪峰在阳光下闪耀。后来的岁月里，他在海拔4800米的五道梁设立实验室，在零下30度的风雪中跟踪牧民迁徙，甚至因长期高原工作耳膜穿孔、髋关节坏死。但当第一套高原病防治体系建立，当藏族新生儿死亡率大幅下降时，他抚摸着耳边的疤痕，觉得比任何国外荣誉都珍贵。
有些诱惑，在家国与信仰面前，从来都轻如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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