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早期领导层中的 “延安派”：从中国延安到朝鲜半岛，最终为何有人重返中国？

在朝鲜半岛近代革命史上，有一个特殊群体被称为 “延安派”——他们大多是 20 世纪 30-40 年代在中国延安参加革命的朝鲜籍革命者，曾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1945 年朝鲜半岛解放后，“延安派” 成员陆续回国，成为朝鲜劳动党早期领导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鲜为人知的是，到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部分 “延安派” 成员因复杂的政治环境，最终选择重返中国，这一过程背后，藏着朝鲜半岛革命与建设时期的特殊历史逻辑。

一、溯源

“延安派” 如何在延安形成？

从流亡者到革命骨干的蜕变——“延安派” 的形成，与 20 世纪初朝鲜半岛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1910 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后，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大量朝鲜爱国志士流亡中国，寻求救国之路。1937 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也吸引了一批朝鲜革命者前来，“延安派” 的核心群体由此诞生。

1. 核心成员的延安经历：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战斗

“延安派” 的核心成员多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院校学习或工作的经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金枓奉、崔昌益、朴一禹、金雄等。

•金枓奉：1919 年参与朝鲜 “三一运动”，1938 年抵达延安，先后担任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校长、朝鲜独立同盟主席，负责培养朝鲜抗日骨干。他在延安期间，提出 “联合中国抗日力量，推动朝鲜民族独立” 的主张，为朝鲜革命培养了数百名军事、政治人才。

•崔昌益：1926 年赴中国，1938 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在八路军中担任政治教员，参与过百团大战等战役。他擅长理论宣传，曾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多篇关于朝鲜革命的文章，呼吁中朝人民联合抗日。

•朴一禹：1939 年抵达延安，先后在八路军 120 师、晋察冀军区任职，参与过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反 “扫荡” 斗争。1945 年日本投降后，他随苏联红军进入朝鲜半岛北部，成为最早参与朝鲜建国筹备的 “延安派” 成员之一。

据延安革命纪念馆档案记载，1938-1945 年间，在延安及周边地区活动的朝鲜革命者约有 500 余人，其中大部分后来成为 “延安派” 的骨干力量。他们在延安期间，不仅接受了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还积累了实战经验，这为他们后来回国参与政权建设奠定了基础。

2. 延安时期的组织基础：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革命军政学校

为团结朝鲜革命者，1941 年 1 月，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朝鲜独立同盟” 在延安成立，金枓奉任主席，崔昌益任秘书长。该同盟的宗旨是 “团结国内外朝鲜同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朝鲜民族独立”，同时积极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抗日斗争。

同年，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在延安创办，金枓奉兼任校长，主要培养朝鲜抗日军事人才。学校开设军事训练、政治理论、中国革命史、朝鲜革命史等课程，学员毕业后大多分配到八路军、新四军中担任翻译、侦察员或回到朝鲜半岛开展地下工作。据统计，该校前后共培养学员 300 余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朝鲜人民军的高级将领，如金雄（曾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相朝（曾任朝鲜人民军炮兵司令）等。

二、归国

1945 年后 “延安派” 的角色：从革命骨干到政权建设者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投降，朝鲜半岛迎来解放。同年 9 月，根据美苏协议，朝鲜半岛以北纬 38 度线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此时，“延安派” 成员陆续回国，在朝鲜半岛北部参与政权建设，成为朝鲜劳动党早期领导层的重要力量。

1. 参与朝鲜劳动党的组建与政权筹备

1945 年 10 月，金枓奉、崔昌益等 “延安派” 核心成员回到平壤，与从苏联回国的 “苏联派”（以金日成、崔庸健为代表）、在朝鲜半岛本土活动的 “国内派”（以朴宪永为代表）共同筹备建党。1946 年 8 月，朝鲜劳动党正式成立，金枓奉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崔昌益任党中央常务委员，朴一禹任党中央委员兼平壤市市长，“延安派” 在党内占据重要地位。

在政权建设方面，“延安派” 成员凭借在延安积累的经验，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金枓奉主导土地改革，推动废除封建地主所有制；崔昌益负责文化教育工作，倡导普及义务教育，推广革命思想；朴一禹则参与组建地方政权，建立基层行政体系。据朝鲜《劳动新闻》记载，1946-1948 年间，“延安派” 成员在朝鲜半岛北部各级政权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约有 80 余人，是推动早期政权建设的重要力量。

2. 朝鲜战争中的 “延安派”：军事指挥与后勤保障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延安派” 成员在军事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金雄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参与指挥了初期的汉城战役、仁川登陆后的撤退等关键军事行动；李相朝任炮兵司令，负责炮兵部队的部署与指挥；朴一禹则担任中朝联合司令部副政委，协调中朝军队的作战配合。

在战争期间，“延安派” 成员因熟悉中国军队的作战方式，成为中朝军队沟通的重要桥梁。例如，朴一禹曾多次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将领彭德怀、陈赓等会面，协调后勤补给、情报共享等事宜，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三、转折

20 世纪 50-60 年代 “延安派” 的困境：

政治斗争与部分人重返中国

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劳动党内的派系斗争逐渐加剧。“延安派” 因与中国的历史联系、政策主张与 “苏联派”“国内派” 存在差异，逐渐陷入困境，部分成员最终选择重返中国。

1. 派系斗争的背景：路线分歧与权力调整

朝鲜劳动党内的派系分歧主要集中在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与中国、苏联的关系” 等问题上。“延安派” 因长期在中国革命，主张 “借鉴中国革命经验，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建设上倾向于 “优先发展农业，改善民生”；而 “苏联派” 则主张 “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路线分歧，加上权力结构的调整，导致 “延安派” 逐渐被边缘化。

1956 年，朝鲜劳动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延安派” 核心成员金枓奉不再担任党中央委员长，改任名誉职务；崔昌益被免去党中央常务委员职务，调任地方政府工作；朴一禹则因 “与中国关系过于密切”，被指责 “有宗派主义倾向”，受到批判。此后，“延安派” 在党内的影响力大幅下降。

2. 部分成员重返中国的具体事例：从政治失意到选择 “第二故乡”

在 “延安派” 成员中，最早重返中国的是朴一禹。1958 年，朴一禹因在党内斗争中失势，以 “探亲” 为由前往中国，随后定居北京。他在晚年曾担任中国朝鲜友好协会副会长，致力于中朝友好交流，1975 年在北京逝世。

另一位代表性人物是李相朝。1961 年，李相朝因反对当时的一些政策，被免去军队职务，随后前往中国。他定居沈阳，曾在辽宁大学担任朝鲜语教授，培养了一批朝鲜语人才，1998 年在沈阳逝世。

除了朴一禹、李相朝，还有部分 “延安派” 成员因家人在中国、身体原因等，选择重返中国定居。据中国外交部档案记载，1956-1965 年间，共有约 30 余名 “延安派” 成员及家属前往中国，主要定居在北京、沈阳、长春等城市。这些人大多在中国过着低调的生活，部分人参与了中朝友好交流、朝鲜语教育等工作，少数人则选择隐姓埋名，安度晚年。

值得注意的是，“延安派” 成员重返中国，并非都是 “被迫流亡”，也有部分人是出于 “个人选择”。例如，金枓奉虽未离开朝鲜，但他的子女中有两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往中国，定居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从事农业生产。这种选择，既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他们对中国的 “情感联系” 密不可分 ——毕竟，延安曾是他们革命生涯的重要起点，中国是他们战斗过的 “第二故乡”。

四、历史评价

“延安派” 的双重角色 —— 中朝革命的桥梁与时代的亲历者。“延安派” 作为朝鲜早期领导层的特殊群体，其历史角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是中朝革命友谊的见证者与推动者，在抗日战争、朝鲜建国、朝鲜战争期间，为中朝两国的共同利益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朝鲜半岛政治变迁的亲历者，其命运起伏折射出朝鲜劳动党早期的派系斗争与政策调整。

从中国视角来看，“延安派” 成员曾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他们重返中国后，继续为中朝友好交流发挥作用，是中朝传统友谊的重要纽带。

从朝鲜视角来看，“延安派” 在朝鲜建国初期参与政权建设、推动土地改革、发展教育事业，为朝鲜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历史贡献不应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