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事变：全面侵华战争

“九一八”以来日本侵华史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单数年的侵略往往比双数年厉害，新的重大侵略的发动往往在单数年，而双数年则是这些发动的延伸、扩大或巩固。以1931、1933、1935年与1932、1934、1936年相比，可以看到基本情况是这样。这种情况有的或许多少出于偶然，但整体上似乎反映了某种规律，这就是在不间断的侵略中有张有弛、有起有伏的规律。好比一头野兽，它既要不断地捕捉猎物，又要在每一次捕猎后用一定的时间去咀嚼、消化，并寻找下一个目标，这样就必定形成一个个急与缓的周期。这时日本侵华的张弛、起伏，大体上两年是一个周期。按照这个规律，1937年应是它发动新侵略的年份，而它果然发动了，这就是由“七七”事变开始的侵华战争。这可说是日本军国义在华的四赌国运。

“七七”事变之后，不久便发生“八一三”事变，战争扩及上海！这就不免使人回想起“九一八”之后发生的“一·二八”事变。

从日本方面看，“八一三”很有点像“一·二八”的重演。重光葵事后追述：“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大山大尉在中国军用机场近被杀，成了事件之开端，中国军队同日本军终于发生了冲突， 形勢同前次上海战争的爆发完全相同。当时甚至有这种风闻，只要陆军在北方制造事件，那么在上海就必定会由海军之手挑某种事端。所谓“前次上海战争，指的就是“一·二八”淞沪战争；所谓“大山大尉在中国军用机场附近被杀”（这个说法太片面了)，就是通常所说的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这很有点像当年的所谓日莲宗和尚遇害事件，所谓“只要陆军在北方制造事件，那么在上海就必定会由海军之手挑起某种事端”，可谓一道破了真情。

卢沟桥事后第四天（7月11日)，日本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签署了一个《关于华北作战之陆海军协定》，里面一面说“力求将作战地域限定于平津地区，在华中、华南原则上不使用武力”，后面又说“但不得己时，应于青岛、上海附近保护侨民”，为在这两地用武留了后路。刚过了五天（16日），驻上海日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在给国内的《对华作战用兵意见书》中就提出：“欲置中国于死命，以控制上海和南京最为重要”。8月4日，他请求向上海逐次秘密派特别陆战队。8日，他遵照国内指示，为应付事态扩大做好一切准备重新部署了兵力。

8月9日发生上述虹桥机场事件，10日长谷川就决定增强海军兵力，命冷在佐世保方面待机的部队开来上海（11日到达）。同一天日本内阁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政说明了上海方面的情况，希望陆军做好动员准备，陆军大臣杉山元表示同意。12日夜，日本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向第三舰队司令官发出放手行动的指示。13日，内阁会议决定向上海派遣陆军部队。就在这一天，因日军先开火而在上海挑起了战争。

事情很明显，“八一三”在日本方面完全是以海军为主有顶谋有准备地造成的。当时平、津已为日军占领，战争重心在华北，战斗正在那里激烈地进行着。在此情况下，任何一处新战场的开辟对华北场都会起到支持、配合的作用。选择在上海这样一个有多方面重性的地方，其含义就更加超乎寻常，难怪“八一三”以后昭和天皇亲自“屡屡催促增兵”。总起来看，“九一八” 和“七七”都发生在中国北方，前者在东北，后者则进入了华北；而“一·二八”和“八一三”都是为配合己在北方挑起的战争而在上海开辟新的捏场，前者王要是策略上的配合，后者则具有了战略配合的性质。前后对照，可以看到日本侵华战争有一个北起南应的规律，也可看到六年间日本侵华的大深化。

从中国方面看，“八一三”与“一·二八”的情况就很不同了。对于“一·二八”的日本侵略，中国的抵抗完全是被迫的、被动的；而对于“八一三”的日本侵略，中国的抵抗则是有预见的、主动的。

“七七”事变一个月后，在8月6日的国防会议上，军事委员会委员蒋介石宣布：基于既定的“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的方针，策定守势作时期的作战指导原则为：国军一部集中于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山西的天然堡垒；主力则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巩固首都南京；另以最少限度兵力守备华南各港。在此以前，拒任京沪警备司令官的张治中在7月30日已向蒋介石等提出保卫上海应“先发制敌”之策，他在一道密电中说，当根据各种征候可断定敌将在上海发动无疑时，我军就应“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南京接受此策，复电说．“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8月11日，南京国民致府命张治中率领87、88两师于当晚向预定之围攻线推进，“准备对淞沪围攻”。12日，张接连电蒋，先报告，“本军从彻扫荡淞沪日军之目的，即于本日晚，以已准备之火车、汽车输送现有军队至上海，置重点于江湾、彭整[浦]附近，准备对敌猛施攻击，进占敌军根据地而歼灭之”；接着，又请示先发制敌，掌握主动：“本军各部本日黄昏前可输送展开完毕， 可否于明日拂晓开始攻击？”蒋立即复电，“希等候命令，并避免小部队之冲突为要。”

由于蒋的这封电报而使得张预定13日拂晓前向日军发动的进攻未能实现，反而成了同天上午日军向国军开火。可见当时的形势已是一触即发。但不论如何，“八一三”时中国已下定在上海主动抗敌的决心，并做了相应的军事部署，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英勇壮烈的上海抗战坚持三个月之久，与这种主动抗敌的决心是分不开的。

综观从“九一八”、“一·二八”到“七七”、“八一三”，可以看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阴谋一块块分离中国的六年。他们创造了多种分离的形式，基本的方式则是使用武力，并且归根结底是凭借着武力，所以军队和军人成为其各种活动的主力和主角。他们对中国的土地时而鲸吞，时而蚕食，一而再，再而三，充满了不灭亡中国就不停止的野心，几年间就把中国到了灭亡的边缘。这不但激起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也逼得一贯忍气吞声的南京国民政府渐渐改变态度：在北方，从“九一八”时的毫无抵抗变为热河之战中的微弱抵抗、长城之战中的英勇抵抗、绥远抗战中有效抵抗和“七七”事变之后的全力抵抗；在南方，从“一·二八”时的仓猝抵抗发展为“八一三”时有准备的抵抗。

总起来说，就是从不抵抗到抵抗，从小抵抗到大抵抗，从被迫抵抗到主动抵抗。这反映了敌愈压而中华民族反抗之志愈坚，最后是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引起中华民族的全面抵抗，它的四赌国运终于走向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