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苏知遇：一场跨越宋代文坛的星火相传

欧苏知遇：一场跨越宋代文坛的星火相传

庆历六年暮春，汴京的柳絮正漫天飞舞，翰林院的紫藤萝爬满了朱红廊柱，空气里飘着新茶的清香。欧阳修坐在案前，指尖捏着一份刚送来的《礼部贡院进士应试策论》，目光落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五个字上，眉头却微微蹙起。彼时他刚过四十，鬓角已染了些霜色，作为本届科举主考官，连日批阅试卷让他眼底带着倦意，可手中这份策论的开篇，却像一束惊雷，骤然劈开了他昏沉的思绪。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笔力苍劲，字句间透着一股超越年龄的沉稳，更难得的是，文章以“忠厚”立论，既谈刑赏之度，又论仁政之本，不像寻常考生那般堆砌典故，反倒带着几分经世致用的恳切。欧阳修越读越心惊，看到“《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一句时，他忍不住拍了下案几，砚台里的墨汁都溅出了几滴。

欧阳修与苏轼雕像

“永叔，何事如此激动？”副考官梅尧臣端着一盏热茶走进来，见欧阳修正捧着试卷来回踱步，不由笑着打趣，“莫不是寻着了能让你‘避此人出一头地’的奇才？”

欧阳修闻言，将试卷递过去，语气里满是按捺不住的欣喜：“圣俞你看，此文立论高远，说理透彻，且文字老成，绝非一般士子所能为。我读遍今科策论，唯有这篇，让我见着了当年韩愈作《原道》的风骨！”

梅尧臣接过试卷，细细读了起来。窗外的阳光透过雕花窗棂，落在试卷上，映得那些墨字仿佛都有了生气。他读罢，也忍不住赞叹：“确是佳作！尤其是‘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段，引经据典却不晦涩，足见作者学识渊博。只是……”他顿了顿，看向欧阳修，“这‘皋陶三杀，尧三宥’的典故，我竟未曾在《尚书》《左传》中见过，莫不是考生臆造？”

欧阳修闻言一怔，他方才只顾着赏其文气，倒未细究典故出处。他重新拿过试卷，反复翻看那段文字，眉头又皱了起来。宋代科举最重经义严谨，若考生随意编造典故，即便文章再好，也需黜落。可他盯着“尧宥三杀”四个字，心里却生出一丝犹豫——这典故虽不见于正史，却贴合“忠厚之至”的主旨，且用词古朴，倒像是失传的古籍片段。更重要的是，文章通篇透着真诚，绝非投机取巧之辈所能写就。

“圣俞，你说会不会是我等读书不精，漏了哪部典籍？”欧阳修摩挲着试卷边缘，语气里带着几分期待，“此子若真有如此才思，只因一个典故存疑便弃之，未免太过可惜。”

梅尧臣沉吟片刻，道：“不如先将此卷列为优等，待放榜后召考生来问，若他能说出典故出处，便是真才；若不能，再议不迟。”

欧阳修点点头，提笔在试卷末尾写下“优等第一”四个字，笔尖落下时，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自己参加科举的情景——那年他十七岁，带着满腔抱负赴京应试，却因文章风格与当时流行的“西昆体”不符，接连落榜。直到天圣八年，遇到主考官晏殊，才被其赏识，得以金榜题名。如今自己身居主考之位，又怎能因些许疑虑，错过一位可能改变宋代文坛的人才？

放榜那日，汴京的朱雀门外挤满了考生，红榜前人头攒动，欢呼声与叹息声交织在一起。欧阳修站在贡院二楼，看着楼下的热闹景象，目光却在人群中搜寻着那个写“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考生。不多时，他看见一个身着青布长衫的年轻男子，身形挺拔，眉目间带着几分不羁，正与身边的同伴说笑。当那男子抬头看见红榜上“苏轼”二字时，先是一怔，随即露出了爽朗的笑容，朝着身边的同伴拱手，眼里满是少年人的意气风发。

“那便是苏轼？”欧阳修问身边的侍从。

“回大人，正是眉山考生苏轼，与其弟苏辙同科及第，兄弟二人皆是优等。”侍从答道。

欧阳修点点头，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他让人将苏轼召至贡院书房，想亲自问问典故的事。不多时，苏轼便来了，他身着长衫，虽面带风尘，却丝毫不见局促，进门后规规矩矩地行礼：“晚生苏轼，拜见欧阳大人。”

欧阳修看着眼前的少年，目光温和：“子瞻不必多礼，坐吧。今日召你前来，是想问你策论中‘皋陶三杀，尧三宥’的典故，出自哪部典籍？”

苏轼闻言，脸上露出一丝尴尬，他起身拱手道：“回大人，此典故并非出自正史，乃是晚生臆造。”

此言一出，书房里的气氛瞬间凝固。梅尧臣坐在一旁，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心想这考生竟如此坦诚，倒也难得。欧阳修却没有动怒，反而饶有兴致地追问：“哦？为何要臆造典故？”

苏轼坦然道：“晚生认为，尧之仁，在于‘宥过无大’；皋陶之公，在于‘刑故无小’。尧三宥之，正是体现其爱民之深；皋陶三杀之，正是体现其执法之严。虽无正史记载，然以尧与皋陶之品性，此事当是如此。晚生作文，旨在明‘忠厚’之理，而非堆砌典故，故斗胆臆造，还望大人恕罪。”

这番话条理清晰，既不掩饰过错，又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丝毫少年人的怯懦。欧阳修听完，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好一个‘以品性推其事’！子瞻，你可知你这番话，比那些只会寻章摘句的考生，高明了何止百倍？”他指着苏轼，对梅尧臣说：“圣俞你看，此子不仅有才，更有识，敢想敢说，这才是我大宋需要的人才！”

梅尧臣也点头笑道：“永叔所言极是，此子胆识过人，将来必有大成。”

欧阳修看着苏轼，目光里满是赏识：“子瞻，你此次策论，虽有典故之失，却胜在立意高远，文气贯通。我已将你列为优等，日后当勤勉治学，莫负天赋。”

苏轼闻言，再次行礼：“晚生多谢大人赏识，定当谨记教诲。”

此次会面后，欧阳修对苏轼的赞赏便一发不可收拾。他在给友人梅尧臣的信中写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出一头地也。”这句话后来传遍了汴京文坛，人人都知道，欧阳修看中了一个叫苏轼的眉山少年，甚至甘愿为他“避一头地”。

那时的苏轼，虽已金榜题名，却因母亲程氏病逝，不得不与弟弟苏辙一同回乡守孝。离京前，他特意去拜见欧阳修，感谢他的知遇之恩。欧阳修在书房里与他长谈，从经史子集谈到诗文创作，又叮嘱他：“子瞻之才，当以‘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为要，切不可因一时得意而浮躁。”他还拿出自己珍藏的《昌黎先生文集》，亲手题字赠给苏轼：“昌黎之文，振八代之衰，子瞻当以之为师，承其风骨，开我宋之文风。”

苏轼接过文集，双手捧着，心里满是感动。他知道，欧阳修不仅是赏识他的才华，更想让他继承韩愈的古文运动，改变当时文坛华而不实的风气。他郑重地说：“大人教诲，晚生定当铭记于心，日后若有寸进，必不负大人所托。”

守孝期满后，苏轼重回汴京，此时欧阳修已任参知政事，位高权重，却依旧对苏轼关怀备至。他常常召苏轼到家中，与他讨论诗文，有时两人一谈便是一整天。有一次，苏轼写了一篇《上欧阳内翰书》，阐述自己对古文的看法，提出“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欧阳修读罢，连连称赞，将这篇文章传给同僚看，还特意在朝堂上举荐苏轼，说他“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

苏轼画像

在欧阳修的举荐下，苏轼很快在汴京文坛崭露头角，他的诗文传遍了大街小巷，连宫中的仁宗皇帝都曾称赞：“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苏轼、苏辙也。”可苏轼却始终保持着谦逊，每当有人称赞他的才华时，他总会说：“若无欧阳公之赏识，吾不过眉山一布衣耳。”

嘉祐六年，欧阳修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自请外放，出知亳州。离京那日，苏轼带着弟弟苏辙前来送行。汴河岸边，柳丝依依，欧阳修站在船头，看着前来送行的苏轼，目光里满是不舍与期许：“子瞻，我去后，文坛之事，便要靠你了。切记，作文当以‘明道’为先，不可为名利所惑。”

苏轼握着欧阳修的手，眼眶有些湿润：“大人放心，晚生定当坚守初心，不负大人厚望。”

船缓缓开动，欧阳修站在船头，挥着手，看着苏轼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岸边的柳丝中。他心里清楚，自己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继承人，宋代文坛的星火，终将在苏轼的手中，燃烧得更加旺盛。

此后多年，苏轼虽历经宦海沉浮，从汴京到杭州，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却始终牢记欧阳修的教诲。他的诗文越来越成熟，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又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深情，更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他继承了欧阳修的古文运动，打破了当时文坛的束缚，开创了宋代文学的新境界，与欧阳修一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成为后世文人敬仰的典范。

苏轼画像

元祐四年，苏轼任翰林学士，此时欧阳修已去世多年。有一次，苏轼在翰林院整理旧物，偶然发现了当年欧阳修赠给他的《昌黎先生文集》。书页已经泛黄，欧阳修的题字却依旧清晰，那句“承其风骨，开我宋之文风”，仿佛还在耳边回响。苏轼捧着文集，想起当年在贡院书房的初见，想起汴河岸边的送行，想起欧阳修对他的种种赏识与教诲，不禁潸然泪下。

他提笔写下《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文中写道：“公之文，浩如江河之停蓄，蔚如虎豹之炳蔚。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字里行间，满是对欧阳修的敬仰与怀念。

庆历六年的那场科举，本是宋代无数次科举中的一次；欧阳修与苏轼的相遇，本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偶然。可正是这场相遇，让一位文坛领袖找到了继承人，让一位少年才子找到了引路人，更让宋代文学迎来了最辉煌的时代。欧阳修的“避一头地”，不是退让，而是对人才的珍视；苏轼的“不负所托”，不是盲从，而是对初心的坚守。

如今，千年已过，汴京的柳絮依旧飞舞，贡院的紫藤萝早已枯荣几度，可欧阳修与苏轼的故事，却像一束不灭的星火，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知遇，不是一时的赏识，而是跨越时空的传承；真正的文学，不是孤立的才华，而是代代相传的风骨。就像欧阳修当年点燃的古文之火，经苏轼之手，传给了黄庭坚、秦观，再传给后世无数文人，直到今天，依旧温暖着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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