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荣耀》大结局了，历史中吴石将军的后人们结果如何呢？

一九八六年，洛杉矶机场候机厅的冷气里，飘着一股红蟳米糕的甜香。八十一岁的王碧奎攥着铝制饭盒，指节泛白——三十一年没见的长子吴韶成，正从登机口朝她走来。
五个身影凑在临时支起的小桌前，蒸汽裹着热气往上冒，糊了每个人的眼镜。小妹吴学成夹了一筷子米糕，忽然轻声说：“哥，当年你在大陆有人接，我们在台湾，饿极了就蒸块红薯，撒点盐巴当饭吃。”吴韶成的筷子顿在半空，眼圈一下子红透，嘴里的米糕咽不下去，只觉得堵得慌。这桌等了三十一年的团圆饭，嚼不出福建菜的鲜，满是日子磨出来的涩。

吴韶成总想起一九四九年南京的春天。那时他还是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父亲吴石是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将参谋次长。那天在大屠坊巷的家里，父亲把二十美元塞进他口袋，指尖凉得像冰：“学费别省。”他没多问，只记得父亲转身出门时，军装后襟沾着点雨水。后来他才知道，那是父亲仅有的积蓄。
父亲劝过他走，说“去北京或者香港”，甚至派了吉普车到学校门口。可他年轻气盛，拍着胸脯说：“一千多个同学都在这儿，我怕啥？”这话落了地，就成了往后几十年的牵挂——他留在了南京，父亲则带着母亲、小妹和小弟去了台湾。
再后来，消息是从《字林西报》上看到的。豆腐块大的篇幅，写着“匪谍吴石等四人伏法”。吴韶成把报纸剪下来，夹在《孟子》里，这书还是父亲教他读的。往后不管是去河南当冶金厅干部，还是“文革”时下放劳动，这张纸始终贴身带着，连吐血住院都没离过身。

他不知道，父亲到台湾后，成了代号“密使一号”的情报员。那些藏在字典里的缩微胶卷，那些标着“绝密”的战略防御图，都是父亲冒着风险送出去的。直到多年后，他才从档案里看到毛泽东的批示：“不动干戈致太平”。可这份功绩，父亲没能亲眼见着——一九五〇年，因为蔡孝乾叛变，父亲的身份暴露了。
监狱里的日子，母亲后来只跟他提过一次。放风时父亲跟她遇上，不能说话，只凑近了悄声说：“今天我加菜了。”其实不过是牢饭里多了块发霉的豆腐，可父亲说得轻描淡写，就像平常家里加餐一样。父亲还写过一封信，没写完，说“卅年夫妇，极见和睦。此次累及碧奎，余诚有负”。母亲收到信时，父亲已经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了，绝笔诗里写“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父亲走后，母亲被关了七个月。出来时，十六岁的小妹和七岁的小弟被房东赶出门，行李扔在巷口。小妹吴学成就辍学了，摆地摊、进工厂，每天啃红薯养活弟弟；小弟吴健成憋着劲读书，后来考上台湾大学，拿了美国全额奖学金，才把母亲接到洛杉矶。
而他在大陆，顶着“叛国犯子女”的标签，沉默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批了文件，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他拿着那份通知，在办公室里哭了一下午——父亲不是“匪谍”，是英雄。

洛杉矶的那顿饭，吃了三个小时。小弟说“要是爸当初不那么倔”，大姐吴兰成夹菜的手就停住了。大姐在北京当研究员，没吃过小妹那样的苦，自然不懂那句“红薯配盐巴”里的委屈。倒是母亲开口了：“你爸的事，我当年不懂，现在懂了。”
往后几年，小妹常回大陆。她去看了父亲留下的二百九十八箱档案，去了南京大屠坊巷的老房子，慢慢就明白了父亲当年的选择。一九九四年，她从台湾捧回父亲的骨灰，和母亲的骨灰一起，葬在了北京香山福田公墓。
墓碑后面，吴韶成刻了八个字：“留下档案，带走骨肉。”不远处就是父亲挚友何遂的墓，碑文里写“三人谋国，终得相望”。那天安葬时，何康老先生致悼词，说着说着就哽咽了：“吴石将军家里，连搜查的保密局军官都叹，就一根四两重的金条。”
如今墓前总堆着鲜花，一层压一层。七十多年过去，那个在监狱里说“加菜了”的父亲，那个把二十美元塞给儿子的父亲，终于和家人团圆了。三十一年的分离像场梦，醒来时，五个身影又站在了一起，就像当年在南京的家里，父亲还在教他写柳体字，母亲在厨房蒸着红蟳米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