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卡纳塔克邦的 Saundatti Yellamma 神庙,14 岁的少女裹着崭新纱丽坐在高台,接受信徒跪拜时脸上却毫无笑意。方丈庄严宣告她 “终身侍奉神灵”,但只有女孩自己知道,这层 “圣洁” 外衣下,藏着沦为僧侣泄欲工具的命运。
这种被称为 “圣女” 的群体,在印度已存在千年,她们的人生从踏入寺庙起,就注定与苦难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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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名号的起源:种姓制度催生的骗局
“圣女” 制度与印度种姓制度相伴相生,是底层百姓的无奈与上层阶级的私欲共同酿造的恶果。印度种姓制度将人划分为四等,婆罗门僧侣居于顶端,而首陀罗之下的 “贱民” 连基本人权都难以保障。
对贫苦家庭来说,养活女儿本就艰难,寺庙长老趁机抛出 “与神联姻可得庇佑” 的诱饵,让家长们主动将女儿送入寺庙。
古阿拉伯学者的旅行记录早有记载:贫苦人家把女儿献给寺庙,以为是侍奉梵天大神,实则成了僧侣的专属玩物。这些女孩被冠以 “圣女” 名号,看似脱离贫困,实则成了被剥夺自由的祭品。
在南印度许多村庄,选拔圣女的仪式定期举行,家长们争相参与,全然不知这是将女儿推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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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笼中的人生:从剥削到抛弃的循环
成为圣女的那一刻,女孩们的人生便被彻底掌控。她们必须断绝与家庭的联系,放弃婚姻权利,完全沦为寺庙财产。白天伺候僧侣起居,夜晚则要满足婆罗门长老的欲望,甚至会被当作 “礼物” 送给给寺庙捐赠香火的达官显贵。
14 岁的圣女在寺庙里连基本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若不慎触犯禁忌或惹僧侣不悦,可能被随意处死,尸骨像垃圾一样丢弃在路边。
更残酷的是,她们还要被迫成为骗局的帮凶,用 “神圣体验” 欺骗更多少女踏入牢笼。反抗对她们而言近乎奢望 —— 女性在印度社会本就缺乏话语权,寺庙是她们唯一的 “生存依托”,被驱逐就意味着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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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圣女年老色衰,命运会愈发凄凉。幸运者能留在寺庙幕后,帮着物色新的圣女;不幸者则被直接扫地出门。由于早已与家庭决裂,她们无处可去,只能在街头流浪,最终在无人问津的角落孤独死去。
有圣女晚年回忆:“信徒跪拜时的虔诚,从来没变成过一口热饭、一句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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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禁止下的存续:四万圣女与艾滋病阴影
1986 年印度政府就宣布圣女制度非法,但近四十年过去,这一陋习仍在蔓延。仅东南部的安德拉普拉德什地区,就有 4.2 万名圣女,加上其他地区,总数可能翻倍。在安得拉邦 Srikalahasti 神庙,曾以 “108 圣女” 闻名,如今仅剩 16 名,且多为老妇人。
更致命的是,圣女群体已成艾滋病高发区。由于需服务多名男性,病毒快速传播,安德拉普拉德什地区近 2 万名圣女感染艾滋病。而印度每年新增 30 万艾滋病患者,医疗资源匮乏让疫情持续恶化。
这些圣女从未得到真正关怀,政府漠视、社会偏见,让她们在病痛与孤独中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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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根除的根源:制度与观念的枷锁
圣女制度的存续,离不开种姓制度、宗教束缚与重男轻女思想的三重枷锁。种姓制度造就的社会不平等,让底层百姓只能寄希望于虚幻的 “神佑”;印度教寺庙的至高权威,让僧侣得以借神之名行恶;而重男轻女观念下,女孩本就被视为家庭负担,成为牺牲对象也不足为奇。
近年来,圣女招募愈发困难,卡纳塔克邦某神庙三年仅招到三名圣女。有高僧竟提议面向中日韩招募圣女,称 “东方女性与吉祥天女有共通之处”,还拿所谓 “神镜鉴心”“圣线感应” 等实验佐证,全然无视这一制度的罪恶本质。
值得欣慰的是,部分人权组织已开始行动,通过法律帮助受害圣女,教育机构也在为贫困女孩提供出路。一些村庄抵制圣女选拔,鼓励女孩求学。但要彻底根除这一陋习,仍需打破种姓枷锁、扭转性别歧视 —— 这条路,显然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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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寺庙里失去青春与自由的圣女,终究是旧制度最沉默的牺牲品。她们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世人:所谓神圣,从来不该是剥削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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