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深秋，厦门港的渡轮刚靠岸，叶依奎攥紧了帆布包的带子—

—包里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夹层里却藏着一张用密写药水写就的纸条，那是他潜伏台湾三十八年的最后一份情报。海风卷着咸腥味扑在脸上，他望着码头举着“探亲”纸牌的人群，突然红了眼眶：当年从厦门岛突围时还是二十出头的青年，归来时已两鬓染霜，连乡音都带着几分生涩的台湾腔。

“阿叔，您要找哪家亲戚？”志愿者递来一杯热茶，他指尖微颤地接过，目光扫过远处的鼓浪屿——1949年撤退前夜，他就是在那片礁石后接了组织的任务：“潜伏下去，等待两岸重通的那天。”这一等，就是三十八年。在台湾的日子里，他当过码头搬运工，开过小杂货铺，用“叶依奎”的身份结婚生子，没人知道这个总爱听大陆新闻的普通商人，枕头下始终压着一枚磨得发亮的铜质党徽。

住进招待所的第一晚，他借着洗澡的蒸汽，用碘酒涂抹在帆布包夹层上——一行淡棕色字迹浮现：“台北至基隆军港布防图已存入微型胶卷，编号‘深海’。”这是他花三年时间，借着给军港送杂货的机会，用铅笔头在烟盒纸上一点点画下来的机密，藏在一把旧牙刷的柄里。

次日清晨，他按约定走到环岛路的老榕树下，对着晨练的老人说了句暗号：“请问轮渡码头往哪走？”老人答：“顺着海浪声走，就能看见灯塔。”这句暗语，他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当老人将手搭在他肩上时，他感觉那掌心的老茧蹭过自己后背——那是战友间特有的暗号：三短两长的敲击节奏。

“谢同志，欢迎回家。”老人的声音压得极低，他猛地抬头，看见老人胸前别着的钢笔——笔帽上的划痕与他记忆中组织配发的一模一样。当晚，他将那把旧牙刷交给接应人员，牙刷柄被小心剖开，里面果然藏着卷比指甲盖还小的胶卷。三天后，组织告诉他：“情报准确，你完成了任务。”

他站在厦门烈士陵园，对着一块刻着“谢汉光”名字的衣冠冢鞠躬——当年组织以为他牺牲了，早已为他立了碑。风吹过松柏，他轻声说：“我回来了，带着任务的答案。”后来，他恢复了真实身份，却没再回台湾：“剩下的日子，想在家门口晒晒太阳，听海浪拍礁石的声音——就像当年出发时那样。”

如今，那枚铜质党徽陈列在博物馆里，旁边的说明牌写着：“它曾被藏在米缸底、墙缝里、烟盒中，陪主人走过一万三千八百个日夜，见证着一位情报人员对信仰的沉默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