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不注明出处就算抄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本文来源：《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

转自：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陈平原：不注明出处就算抄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久前，我们一个学生，受老师批评，说他的硕士论文跟我以前的一篇论文比较接近。那个学生辩解说，因为这段话我特别喜欢，而且我也很认同，已经内化为我自己的感觉了，写作时自然而然就出来了。老师非常愤怒，说这是“学术不端”，虽还没到“抄袭”的地步，但也很严重。

按照现行规定，这学生确实不对，可在古代中国，这很正常。确实是这么回事。古代中国，读到喜欢的东西，不妨用自己的语言再表述一遍，甚至直接抄下来。

什么时候，我们写文章，必须不断地给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认同的东西，加一个注？那是晚清才开始的。所以，我谈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做引文，或者说引文的出现，与整个学术表达的关系。

阅读 20 世纪前后的著作，最直接的感受，很可能就是引语的内容变了，引语的方式也变了。仔细分析，你对别人的言论是怎么处理的，怎样引录、如何衔接、能否驾驭，诸如此类，都关系重大。

我谈一个掌故，大家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几十年后，冯友兰回忆他早年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刚出版。冯先生说读这书，有一种震撼，为什么？你以为是像蔡元培说的，简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不是的。

冯先生说，最让他震撼的，是以前我们写文章都是孔子说什么，然后一个笺，一个证，再加一个按。而且，为了体现孔子的话最重要，前人的笺证次之，最后才是我个人的小小意见，字体越来越小。胡适整个把它倒过来，最关键的，是我个人的想法，下面的证明文字，包括孔子的话，都是用来证实我的见解的。因此，我是大字，孔子是小字。

他说，这一下子把他们给震住了。在他看来，这体现了五四时代以个人为中心、以我为主的思想观念。我们都知道，上下文之间，旧学新知之间，其实不只是互相论述，这其中的停顿、过渡，隐含了权力，隐含了欲望，也隐含了美感。

当然，我必须做一个小小的补正，冯先生的回忆不太准确。前面说的没错，以我为主，孔子的话，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可以自由引用；但字体其实是一样的，没有说真的把孔子给变小了。以前孔子字大，我们字小，五四时期改变了，都平等了，大概是当年这冲击实在太大了，以至几十年后追忆，就成了我字大、孔子字小。

晚清中国，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读书人发现，知识纷至沓来，文本斑驳陆离，如何在自己的论述里，恰如其分地安置他人的言语，这个工作，远比明清时要困难得多。

为什么这么说？凡是做学问，都得引，不是现在才有的，以前也引。所以，“引经据典”在传统中国，在古汉语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辞方式。

今天我们看元代陈绎曾的《文说》，或者是明代高琦的《文章一贯》，他们提到各种各样的引。但是这个“引”，主要是引事、引典，而不是直接引语。所以，今天的引用，和过去的是不太一样的。过去的引，主要是“事”；现在的引，主要是“言”。下面我主要讨论这个问题。

引言分为几种，一种是明引，注明出处；另一种，不注明出处，我们叫暗引；还有，属于正面表彰的，我们说是正引；反面批驳的，则为反引；再有，完整的引用，是全引；转述大意的， 我称为略引。现在，我就把这三组六类的引用略为铺排，看看现代中国学者是怎么写论文的。

先说明引和暗引。传统中国读书人，也在思考，也讲知识的传递和创新，但并不刻意追求。所以，“含英咀华”“述而不作”，在传统中国，是一种美德。那是因为，古人存在着虚拟的共同信仰，似乎读书人要做的，就是准确表述往世先贤的思想观念，并用来解决当下的困惑，这样就行了，没必要再推出自己的什么奇谈怪论。知识以及真理，都已经有了，我们的任务，是怎么样更好地去理解、融会贯通，并落实在实际行动中。

你会发现，传统的中国文人，包括很多勤奋的学者，会用笔记的形式，“博采众长”，把前人各种各样的佳言妙语，全部抄在自己的书里面。宋人洪迈，就是这样撰写《容斋随笔》的。

其实，宋元以降笔记，经常互相抄，而且不注明出处。可无论当世，还是后代，一般都不会被斥为“抄袭”。文论里确实有一句话，叫“忌剽窃”，可是请大家注意，“忌剽窃”指的是诗和文；为了一句好诗的“著作权”，甚至可以去杀人。反而是学术著作，包括考证性质的笔记，可以互相传示，互相转用，互相抄袭。

到了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说了这么一句话：“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希望以后我们引别人的话时，注明出处， 且不要胡乱窜改。

后来，章学诚做了一个补充，这个补充很重要。他说，著作之体，引用古书，袭用成文，不标出处没问题；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须标明出处。也就是说，说明道理，可以随便引；但若钩稽事实，那是不一样的，谁最先考出来，你必须说清楚。这个区分，他后来加了补充说明，说为了省去大家的麻烦，希望自注出处。

为什么这么说？传统中国人为了文章漂亮，不喜欢注出处。

大家假想，你我都是读书人，我用的典故，你若不知道，那你就不配读我的文章。所以，大家看到那些不知道的典故，除非是小人物，你敢去怀疑，如果觉得对方有来头，不敢随便追问他“典出何处”。因为，看不懂，那是你的问题。

举个例子，宋代的几部笔记如《石林燕语》《老学庵笔记》《诚斋诗话》等，都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梅尧臣做考官的时候，苏东坡作《刑赏忠厚之至论》， 卷子里有这么几句话：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这个说法，考官不知典出何处。梅尧臣跑去问欧阳修，也都不知道。等到揭榜了，问苏东坡，请问您那个典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苏东坡说：想当然尔，何必要有出处？

这是文人逸事，很好玩。一般情况下，不好随便追问人家出处在哪儿，显得自己特没学问。你我都应该知道的，不知道，那是你的问题。所以，我不注。只是到了清代后期，才强调写文章要注明出处。这个事情，到了章太炎、梁启超和夏曾佑，也就是1900 年以后，才比较正规起来。

即使这样，中学和西学的书，加注的状态不一样。中学的著作，比如谈论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的，大体上，1901 年以后就逐渐这么做了；西学的则没有。

一个日本学者曾撰文，指责梁启超“抄袭”，因为他的文章里面，有好多是日本人的说法。我承认梁启超确实大大得益于日本人的著作，但我否定这就是“抄袭”。因为，如果严格追究，晚清介绍西学的，绝大部分都有类似的问题。照这么说，鲁迅也是“抄袭”，因为《摩罗诗力说》中的很多说法，都是有来源的。

早年介绍西学的，都是把当时读到的著作转译，摘抄，或者重新组织起来。当然，到了 1980 年代以后，就不该再这样了。今天做西学的，再这样随便抄人家的，或者以译代著，在学界会受到严厉批评。

第二个我想谈的是正引和反引。正面的引述和反面的引述， 效果有天壤之别，这点，不用多加论证。我只想提醒，引什么？

不难发现，国学中的经典，在不同的时期，容易上下其手；至于西学，则始终被我们作为正面引述的对象。我们的学生写论文， 引经据典，什么哈贝马斯、德里达，多得很；再接下来引什么？

古的到王国维、鲁迅，今的则海外汉学家，包括郑培凯先生的著作，张隆溪的我们也引。在座的，如果是大陆出来的，大概都会同意我的观察：国人写论文，不大引同辈学者的，更不引下一辈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表面上我们也有很多引文， 但要么是老人，要么是死去的，要么就是远在天边。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全引和略引。到底采用全引还是略引， 古人很有讲究。宋人《论作文法》有云：“经据不全两，史据不全三。”写文章的时候，引经别超过两句，引史不要超过三句。因为引文太多，文章会变得支离破碎。

这跟我们现在整段整段地引，效果很不一样。整段整段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同一篇文章，糅合了三种不同文体，第一种白话，第二种文言，第三种欧化语—— 自己翻译的或者别人翻译的。

你会发现，这样的文章，读起来很别扭，或者基本上没法读，只能看。这个时候，你就能理解古人为什么对略引感兴趣。这可能是不太尊重前人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也有文章美感方面的考虑。

如何既表达对前辈的敬意，同时完成自身学术建构，还保持文章的完整性，这不容易。这里只是提出问题，没有具体的答案。

李浴洋博士曾在文章中称，《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书末两篇附录——《关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与《如何‘述学’，什么‘文体’》，与精心撰写的《前言》一道，道出了陈平原从事此项研究时‘压在纸背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