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残守缺：西汉儒家经典残缺不全，刘歆上书痛斥五经博士

抱残守缺，形容固守陈旧残缺的东西不放，形容思想保守，不肯接受新事物。成语出自东汉班固的《汉书·刘歆传》，“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

刘歆，字子骏，后改名刘秀，出身西汉宗室的他，乃楚元王刘交五世孙，西汉宗室大臣、经学家、文学家、我国目录学鼻祖刘向之子。在父亲的影响下，刘歆少年时便开始学习《诗经》《尚书》，后又研习《易经》和《谷梁春秋》等。

刘歆虽然出身宗室，又博学多才，但仕途并不顺利。他曾在大臣们的推荐下，得到汉成帝的召见，汉成帝对于他的才能十分欣赏，本想任命他为中常侍。然而，彼时王氏外戚崛起，大将军王凤掌权，王凤对于宗室大臣极为敏感，以破格提拔有违朝廷法度为由反对，汉成帝无奈，只好先将刘歆任命为了黄门郎。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刘歆随父亲进入天禄阁，负责整理校订皇家收藏的书籍，这让刘歆有机会接触到了各种罕见之书，为他日后的学习和创作打下了基础。

刘歆在校勘典籍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秘藏古籍，从其中发现了用篆文传抄的《春秋左氏传》（即《左传》），刘歆对于其中的内容十分喜欢。于是，他一边向研究《左传》有师承的丞相翟方进和尹成学习，请教书中的问题和义理；另一方面则与父亲一起讨论、辨析《左传》。

当时，由于《左传》大多是古字古言，学者们对它的研究，更多是解释字义，而很少对其内容进行深入研究。直到刘歆研究《左传》时，才开始针对其经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引用经典相互引证，进而推陈出新。

刘歆将《左传》与当时已经被纳入官学的《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比较，他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故《左传》的价值，远在《公羊》和《谷梁》之上。

汉成帝驾崩后，汉哀帝即位，大司马王莽执掌朝政。当初，刘歆担任黄门郎时，便与同为黄门郎的王莽交好，王莽知道刘歆颇有才学，于是向朝廷予以推荐，刘歆因此被任命为侍中大夫，先后历任骑都尉、奉车都尉、光禄大夫。

受到重用之后，刘歆建议为《左传》等古籍设立学官，让博士们公开讲授。汉哀帝遂命刘歆与五经博士，一起讨论研究《左传》等古书的内容和寓意。然而，那些博士们既不同意为《左传》设立学官，也不肯与其深入讨论，这让刘歆十分气愤，便给主管博士的太常写了一封《移书让太常博士》，对博士们的行事作风提出了尖锐批评。

在《移书让太常博士》中，刘歆回顾了从春秋到汉朝以来，儒家经典的发展历程。他认为，自孔子发扬儒家学说，撰写儒家经典，到战国时期人们重视兵法而轻儒学，儒家的真义开始逐渐丧失，到秦朝时又经历“焚书坑儒”和“挟书令”，导致大量经典被毁或遗失。

直到汉惠帝时期，朝廷才废除“挟书令”，后从孝文帝开始，一些被收藏的儒家经典才重新现世，但由于时隔太久，很多都已经腐朽、散乱、残缺，已经无法完整得知其内容。他认为，要真正研究儒家经典，就应该将各个版本的拿来相互引证、查漏补缺。

在刘歆看来，这些博士明知研究的经典残缺，“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意思是说，这些博士仍然抱残守缺，因害怕别人识破自己学问不足的私心，失去了探寻真理的公心，或是心怀妒嫉，不考虑实情，只顾追随雷同观点，不顾是非只顾随声附和，抑制《古文尚书》《逸礼》《左传》三门学问，固执的认为如今的《尚书》是完备的，无需《古文尚书》作为补充，认为不应当传播左氏《春秋》，这岂不悲哀！

由于刘歆言辞太过激烈，建议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了博士和儒家官员的集体抵触，大司空师丹亦上奏弹劾刘歆诽谤先帝所立之学。刘歆因得罪了执政大臣，又被众儒排挤，只好请求到地方任职，并在数年后因病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