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娜拉”在中国》讲述20世纪前30年间娜拉这一经典的文学形象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对民国时期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演变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揭露女性解放运动中的助力与阻力。
“娜拉”是《玩偶之家》的主角，本是一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为救丈夫伪造文书，数年后，东窗事发，丈夫只顾自身名节。娜拉看透了丈夫虚伪的灵魂，毅然决然舍弃掉了三个孩子和丈夫，离开“玩偶之家”。长久以来，娜拉在中国始终因为被视为新女性形象而闻名。
19世纪中叶以来，国内涌现了一连串求新求变的言行，民权与女权思想也随之出现。传统的中国女子教育，以规范妇女思想行为和价值准绳为目的，清末所发展的女子教育旨在提供青年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学校和社会的契机。随着革命风气蔓延和移风易俗观念散播，已经踏入学校的女子，某种程度上已经迈出家门，还有少数女子得到了踏出国门、远渡重洋的求学机会，她们留学期间，或是加入革命阵营、或是自组女权团体，为日后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奠定了基础。
同时，维新派主张的"国民母"、革命派提倡的"女国民"等概念陆续加诸女性，辛亥革命后，乐意求变的中国人开始模仿租界里面的西化生活，欧美女性在一战期间的杰出表现也激励着当时国内先进的女性，为社会转型、女子涉足公共领域提供了条件。
虽然时隔不久，革命果实被窃取，尊孔复古风潮涌起，但从总体看，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形成了迎接“娜拉”的时代氛围。
对娜拉来到中国起到最大作用的，当属胡适。1918年，《新青年》杂志首度发行专刊“易卜生号”，《玩偶之家》排在最前面，是唯一被完整翻译的剧本，此处的娜拉呈现出的是无性别之分的“新人”形象，是一众男性知识分子在反传统过程中，呼吁女性共襄盛举的产物。
这种“去性别化”的描述实际上忽略了女性的需求，将女性独有的特质用男性本位的“人性”概括取代了，但也恰恰是这种去性别化的表述，使得娜拉在中国如此负有盛名。随后，鲁迅在1923年演说“娜拉走后怎样”，强调了出走者拥有经济权的重要性。这一时的娜拉形象几乎与”出走“划等号，人们不问“该不该出走”，只希望自己有勇气运气可以出走，忽视了娜拉走出的是“夫”家门，而是想要先冲出“父”家门。
五四时期新文化思潮对于“人”的发现赋予爱情神圣意义，衍生出为了抗婚和争取恋爱机会出走的“抗婚娜拉”意象。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抗婚娜拉从父家门冲出、进入夫家门，方才和易卜生笔下的娜拉站在同一起点，似乎只有经过父家和夫家的两度出走，才能真正体会到娜拉“做一个人”的心境。然而，即便女孩儿们走得出家庭，也走不出社会，她们要么独自奋斗、要么回家认错，都不愿意便只能了结生命。
随着当时政治社会形势演变，新娜拉形象现身——志业娜拉。《玩偶之家》中，娜拉争取自立的形象，对民国女子开展职业有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女子受教育是日后就业的基础，对于女学生来说，读书后的就业问题也是她们需要考虑的。此外，与“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不同，“九一八事变”后展现的野心激发着青年的爱国热忱，“大我”再次被强调。人们认为，新女性效法娜拉出走不再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和社会，为了现身群众、公益或国族大义。
娜拉在中国，具有着丰沛能量和思想韧性，中国的娜拉形象跳脱了原始文本，不只围绕婚姻家庭，而是不断拓展出走的边界。
“娜拉走后怎么办”，这个跨世纪的问题，对时至今天的全世界女性来说，仍具有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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