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总督大人“被站队”，第一富商“喝白水”，有何玄机

浙直总督胡宗宪是严嵩一手提拔的，妥妥的 “严党”，但他同时又是个实事求是的官员，意识到如果强行推行“改稻为桑”将造成老百姓没饭吃，进而激起民变，于是主动担责，暂停该项措施，并上疏朝廷陈明利害。

结果可想而知，他的疏并没有得到御批，直接被内阁（其实就是严嵩父子）“原疏掷回”，更被严世蕃写信痛责。

不知道严世蕃信里写些什么，但不看也猜得着，不外乎责骂胡宗宪不懂感恩，吃里扒外，身受严家恩惠，竟然倾向清流。

偏偏这个时候，裕王派来的谭纶又正在胡宗宪身边。他也收到了内阁徐阶、张居正他们给他的信，知道了胡宗宪的上疏被严氏父子驳回了。

胡宗宪提出要谭纶离开总督府，去戚继光那里。因为他的身份本就是参军，而待在总督府反而让胡宗宪左右为难。

谭纶与胡宗宪是多年好友，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懂胡宗宪，他更多地站在他所在的阵营角度，认为胡宗宪是怕了，甚至说出“真到了朝廷要追究的那天，我谭纶在这里，就没有你胡汝贞的罪”的话。

夹在两股力量中间“被站队”的胡宗宪可真是难啊！

他是个有大局观的官员，做事是会综合考虑的，比如对这次叫停强推改稻为桑的事，他这样说：

“这一次你谭纶来，我这样做了，你谭纶不来，我也会这样做，你谭纶明天走了，我胡宗宪还会这样做！因此，用不着你谭纶来劝我怎样做，更谈不上事后要你谭纶来替我顶罪！”

他的处境，用他自己话说最妥：

“朝野都知道，我是严阁老提携的人。千秋万代以后，史书上我胡宗宪还会是严阁老的人。可你谭纶，还有朝里那些清流为什么还会看重我？就是我胡某在大事上从来是上不误国，下不误民。我的老家给我竖了三座牌坊，我都五十多了，活到七十也就再熬过十几年，我不会让老家人把我的牌坊拆了！”

没什么圣贤教诲的大道理（胡宗宪后面还说过圣人的话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做事的），简直再传统不过：就算不是为国为民，为了能见江东父老，我也不会干伤天害理的事。

他进一步分析，如果继续强推改稻为桑之策，不管对浙江还是对他个人，后果都不堪设想：

“那么多人想利用这个机会兼并田地，浙江立刻就会有将近一半的人没了田地！那么多没田地的百姓聚在这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方，今年不反，明年不反，后年，再后年必反！到时候外有倭寇，内有反民，第一个罪人就会是我胡宗宪，千秋万代我的罪名就会钉死在浙江！”

所以不管谭纶来不来，他都不会让他们这样干；而谭纶来了反而坏事，“无论是想劝我，还是想帮我，都只有一个后果，把大局搅砸了”。

为什么呢？胡宗宪说得透彻：

“当初你谭纶不来，我还可以向严阁老进言，也可以向皇上上奏疏说明事由，我可以慢慢做，比方把今年一半的稻田改种桑苗的方案，改成分三年做完。事缓则圆，大势尚有转圜的余地。……

因为你来了，我胡宗宪说的话就是这个结果，因为我成了党争之人！从上到下都把我看成了党争之人，你们想要我做的事我还能做下去吗？那样我要还能做下去，年初朝廷议这个国策的时候，他们早就阻住了，就不会让这个国策落到浙江！”

理解胡宗宪的苦了吧！

胡宗宪批评谭纶他们一方都是些“自以为知人，自以为知势”的人，我看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那接下怎么办？谭纶去戚继光军营，为胡宗宪减了负，但“改稻为桑”和五十万匹丝绸之事却搬不走的，怎么办？

饶是能力超群的一方大员，胡宗宪也被此折磨（或者说折腾）得心力交瘁，茫然无措。

而另一边的人却并没有闲着。

浙江布政使郑泌昌、按察使何茂才接到了严世蕃的指示，“改稻为桑”国策仍要抓紧推行，不同的是，这次要绕过胡宗宪。

为什么呢？正如胡宗宪所料的，严家已经认为胡宗宪已经被清流“渗透”了，不那么可靠了。

当然，有一个人是绕不过的，必须他去抓落实，那就是杭州知府马宁远。

马宁远这个人，我们前面已经见识过了，对上级部署的工作执行力很强，但对该工作本身有没有问题，他是不考虑的。

司礼监派来浙江的江南织造局总管杨金水评价马宁远是“肯干事，认上司”，但是又有点“指一指就拜一拜”，比较死板。

应该说，杨金水的眼光是准的。不过他还没有说出的一点是，他也是脑子简单的。

依据是，马宁远认为这事如果绕过胡宗宪，那就是不信任胡宗宪，而他是听命于胡宗宪的，胡宗宪不发话，那即便是严阁老他们的指示，他也不能执行。

结果杨金水问了两句话，“你听胡部堂的，胡部堂听谁的”，“你认胡部堂，胡部堂认阁老，你按阁老的意思办会错吗”，就消除了他的抵制情绪。

马宁远的简单在于，下级就该听上级的，他听胡宗宪的，胡宗宪肯定是听严阁老的。

逻辑跟戚继光的“皇粮论”差不多。

其实若论胡宗宪“听谁的”，他是听事实的。

反正马宁远的思想认识问题被解决了，决定按照郑、何等官员的要求去执行了。

原来的“踏苗”做法被叫停了，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有的，但不是更好，而是更没有底线。

这一次，他们决定“毁堤淹田”。利用端午汛涨水之时，把九个县的河道堰口都掘了，让大水淹了百姓的田，那样的话今年的粮食就彻底接不上了，百姓当然只能是卖田换粮了。

而且，这个时候卖田，农民是没有议价权的，毕竟不卖田换粮就得饿死，不贱卖能行吗？

太伤天害理了。

那买田的人是谁呢？江南织造局的长期合作伙伴、江南第一富商沈一石。

按照计划，他的作坊的丝织任务将较往年多出二十万匹，他将需要购买桑田五十万亩。其实这五十万亩是远远超出完成任务所需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多呢？

他说了句话：

“我刚才说了，再多的织机，再多的绸行都是给织造局和各位大人开的。我就是想吞，没有那么大的口，也没有那么大的胆。”

别以为他只是在说什么客气话，他说的还真的是实话。后面你会了解，原来“第一富商”的名头之下，他自己竟然差不多是获利最少的。

他其实只是“打工的”。

就像他给杨金水、郑泌昌和何茂才他们泡赶在夜里露芽的时候采的“今年第一茬的狮峰龙井”，由于数量少，“给吕公公和阁老、小阁老各准备了两斤，各位大人委屈点，每人准备了一斤”，而他自己却只喝白开水。

初看还道真如杨金水所说的“跟自己过不去”“装穷”，后来才发现这原来是个暗示。

所以大家都明白了吧，这些官员为何这么不遗余力地强推改稻为桑？除了唯上是从能升官，更重要的是能赚钱（少不了严家的）。

既完成政治任务，又赚大钱，太爽了啊！这类事现今也不少。

可怜马宁远上了当还不知道，还在为胡宗宪考虑，说“那么多县被大水淹了以后不能饿死人。我不能让部堂大人到时下不来台”。

然后又向沈一石讨了两支老山参去送给胡宗宪补身体。一叹。

不过他们的如意算盘还是没有打成功。

端午汛如期而来，九个县的河道堰口也在统一组织下“如约”决口，所幸胡宗宪、谭纶、戚继光果断施策，采用分洪之法，只淹了淳安全县和建德半个县，但也牺牲了不少兵士，两县百姓更是流离失所。

而对于郑泌昌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原定计划实施不了了，任务完成不了了，那伤天害理之事不是白干了吗？本来的话，只要完成了政治任务，其他都不是事；任务没完成，那其他的事就搬上台面了。

他们也算是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了：残害了百姓，还讨不了上面的欢心。

杨金水说过一句名言：“有些事不上秤没有四两，上了秤一千斤也打不住。”

现在这事，上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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