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传播链中的在场、缺席与引爆点

科学精神这个词汇进入国人视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6年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撰文“科学精神论”，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并把它界定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这应该是小科学时代关于科学精神的最言简意赅的定义。80年后的1996年，周光召院士在全国科普大会上首次将“科学精神”引入国家科普政策体系，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正式实施，即便从该概念进入科普法算起，科学精神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也已经传播20多年了，尽管公众对科学精神的理解与认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客观地说，这种进步与政策制定者与全社会的预期还是存在很大差距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按照常规的信息传播结构来看，信源（内容）、传播主体与信宿（受众）构成了科学精神传播的主传播链，如果科学精神的传播效果不理想，可以利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倒推问题成因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法。根据这个结构我们大体上可以找出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些显性原因：传播链的结构出现了故障，换言之，传播链结构中的某个环节本应处于在场状态然而由于某些原因被遮蔽了处于缺席状态，沿着被遮蔽或缺席的环节去深挖就可以找到造成当下困境的真正原因。

据笔者观察，造成科学精神传播不理想的原因有三个，首先，在传播链的源头上，关于科学精神的内涵的理解上就存在认知偏差。

即把科学精神1.0版的内涵当成的科学精神2.0版的内涵去传播，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传统狭窄内涵与当下公众的多元偏好相脱节。这就使原本在场的丰富的科学精神内涵被严重遮蔽。众所周知，科学精神是在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所总结出来的，小科学时代的科学精神可以称作1.0版，那时的科学精神内涵比较简单，随着二战后科技的快速发展，科学整体进入大科学时代，其内涵日益丰富，此时的科学精神可以称作2.0版，它的丰富内涵是伴随着当代科技建制的日益复杂化而累积形成的，这些新内容是老内涵所不具备的。那么，当下2.0版的科学精神内涵有什么样的结构与内容呢？

2.0版的科学精神内涵可以分为三层，表层结构的核心内容是求实精神与求真精神。这部分内涵是公众认知中所普遍接受的科学精神的主要内容，它也是传统科学精神的遗传物；它的传播主体由专业科普工作者来承担；中层结构的核心内容是协作精神与民主精神。这是当今社会主流专业共同体所认可的主要内容，它的传播主体可以由高科技企业内的科学家/工程师来完成，这是他们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再加上他们更懂产品背后的技术以及生产流程，由他们来传播更能彰显科学精神这一层面的精髓，不但有说服力，而且也更有效率；底层结构的核心内容是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这是学院型专业科学家群体心目中关于科学精神的最内在的品质，也是科学精神谱系中最古老的精神内核。

其次，基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分工原则，2.0版科学精神的三层结构的最合适传播主体分别是：专业科普专家对应表层结构、企业科学家/工程师对应中层结构、职业科学家对应底层结构。

这三类主体的活动空间与传播模式也存在巨大差异，科普专家多活跃在科普研究机构、网络平台与科技场馆等空间，通过发表文章、讲座与举办科技社团活动等模式传播科学精神；企业科学家/工程师大多任职于高科技企业，通过研发、展示与推广新的高科技产品，从而实现对科学精神的中层结构的传播，这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传播模式，如OpenAI的萨姆·奥尔特曼、DeepMind的哈萨比斯等都是任职于高科技企业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他们都创造出改变世界的伟大科技产品，以及他们每一次的新产品发布、推广与演讲都会获得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也完美的展现了科学精神中的协作与民主的内涵；那些任职于大学与科研院所的职业科学家，由于他们大多从事基础性前沿研究工作，在这个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前沿领域不需要权威、不需要盲从，质疑与批判精神是他们推进科研活动必须具备的品质，他们通过实验、教学、新理论、新观念的提出，捍卫并践行了科学精神的底层结构，而这种底层结构所具有的活力恰恰是中层与表层内涵的主要源泉。越是基础的也越历久弥新。关于传播主体有一个普遍规律，传播主体声望越高，科学精神的传播效果也越好。

第三，科学精神之受众的培养与维护。

科学精神传播的最低目标是保证整个社会的认知不会出现倒退，然后才是最大限度上提升公众的科学精神水平，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准线。受众作为传播链条的末端是影响整个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毕竟在信息时代他不再是以往被动的观念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作为参与者，公众为何要接受科学精神？换言之，追求科学精神会给追求者带来什么回报？科学精神作为一种高级文化现象，其实它对受众的选择是有较高要求的，即不是什么人都有能力接受科学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升科学精神的普及率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续推进，只有当科学精神水准高的受众或区域因此获得更大的收益，它才能成为公众主动接受的内在驱动力，好在那些发达地区相较于落后地区在科学精神上的差异，让这种内驱力得以永续，这也是受众可以低成本培养与维护的内在机制。为此，打通传播链的各主要环节，使之摆脱被遮蔽或缺席状态就成为推进科学精神可持续深入的主要路径。观念与社会进步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考虑到科学是近代以来比较晚近的事情，对中国而言，整个社会的进步会增强激励对科学精神的传播与接受。毕竟，科学精神的宏观功能是提升整个社会的免疫力，以此形成一种健康的文化生态，从而助推社会进步于个人福祉。那么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快速提升科学精神的普及率呢？

使科学精神传播成为社会的热点，需要一些条件，按照英裔加拿大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观点，一个产品或思想能流行起来，需要三个条件，首先，个别人物法则。这些人物包括联络员、内行和推销员；其次，附着力法则（各种载体）。第三，环境威力法则。这三条要素都在场的话就会带来产品或思想的引爆点，使之快速流行起来。结合这个结构，基于科学精神传播链的结构，可以看到，三类传播主体中，专业科普人士相当于联络员，连接科学与公众；企业科学家/工程师类似于推销员，向公众推销自己的科技产品；而职业科学家相当于内行，他们深挖科学精神的底层结构，以此巩固科学精神的根基。所谓附着力在这个链条上就是各类主体工作的空间载体，他们对整个社会具有强大的粘性；至于环境威力就更好理解了，从大到发达国家小到发达地区，这类环境都有助于科学精神的传播，反之亦然。当三者都在场并顺畅的时候就会带来科学精神传播的“引爆点”，再加上我们独有的举国体制并配套相应的激励机制，使科学精神成为社会热点是可能的。结合上述分析，可以清晰看到，当下中国科学精神传播链条中出现的明显缺席是缺少企业科学家/工程师的大量介入，由此带来人员、附着力以及环境威力都出现严重打折扣现象，最终导致当下科学精神的传播效果不理想的局面，因而无法形成科学精神传播的“引爆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科学精神传播的链条与赛道上亟需大量企业科学家/工程师的出场。

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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