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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这里曾经藏过一部电台吗?”
站在巨鹿路383弄采寿里1号门口,我小声问同伴。
她愣了一下,疑惑地摇头。我没有立刻回答,只盯着眼前这排红砖老房的三楼阳台,仿佛在寻找曾经的电波和火光。
阳光从弄堂口斜斜地照进来,老式石库门的灰墙泛出温润的光。八十多年前的黑夜,住在这幢小楼里的一名年轻人,每晚都把红色的电波传向远方。
他叫刘鹤孔。
1942年的上海,日军、特高课、伪政府特务交织成一张看不见的黑网。而就在这密布杀机的城市,刘鹤孔和他的电台6次搬迁,躲过无数次搜捕,支撑起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东地区重要的无线电联络。
“快!关窗帘!”刘鹤孔进了屋,神情分外凝重。他迅速打开藏在角落的木箱,取出无线电发报机。
“今晚信号不好。”妻子齐克君调着天线。
“必须发出去……延安在等这批情报。”刘鹤孔指关节泛白,紧握着按键,深夜的电波在昏黄灯光下“滴答滴答”地响起,如同心跳。
北方姑娘齐克君凝视着新婚的丈夫——他并不像持枪的战士,也不像冷峻的特工,反而更像一个温文尔雅的教书先生。这个白面书生曾在长征途中跋涉雪山草地,也在西路军覆没后的荒漠里孤军突围。而此刻,他和敌人最凶险的较量不在枪林弹雨,而在这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
虽然刚到上海几个月,她已经习惯深夜在煤球堆后偷偷打开电台的生活。三楼阳台边的煤箱中藏着他们的武器:一部电台。刘鹤孔发报时,她就守在门边听风,听邻居的脚步声,听街道的犬吠。
“你害怕吗?”深夜,她轻声问他。
“怕!”他顿了顿,“但我更怕你和孩子,还有更多的同胞活在没有希望的世界。”
这是共产党员最坚定的誓言——不是山盟海誓,而是生死与共。
轻轻推开木门,台阶上仍残留着修缮的工具,院里静悄悄。我站在弄堂口,仿佛听见了1944年3月15日深夜的撞门声——
“砰砰砰!”
敌人破门而入。电台还未藏起,宪兵们如恶狼扑上来。
“囡囡别哭!”齐克君护住怀中的女儿海伦。刘鹤孔被按在地上,枪托砸向他肩头。
“电台在哪?密码本呢?”敌人狂愤怒着吼叫。
“我……只是帮人收发电报……为了生意。”他咬紧牙关,坚持着那套已背得滚瓜烂熟的“王老板”人设。党派到上海的无线电特工,硬生生把自己“演”成了一个爱财的生意人。
即便被反复拷打、灌辣椒水、打断肋骨、打聋一只耳朵,他也未吐露一个名字一条联络线。敌人找不到证据,电台和电报是他唯一被抓住的“现行”,而那张无线电学校资格证书,也成了他逃过死刑的理由之一。
齐克君因病重和照顾女儿被释放;而他则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每晚牢房里传来的《国际歌》,就是他联络同志,寻找党组织的线索。
“我们不能等死,要活着出去,把日本人送上审判席。”他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不久后,党组织营救他出狱。走出提篮桥监狱那一刻,他瘦成了皮包骨,深深回头望了一眼——那不是监狱,是他战斗过的战场。
那年他27岁,用一台无线电狙击整个东亚最强的军情系统。
那年她26岁,在最艰难的牢狱中熬过了病痛,只为带着女儿“回家”。
后来他成为开国将军,担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授空军少将军衔;她却早早病逝于建国之初,留下他一生的怀念。
那台埋藏在煤球箱下的电台已成历史的见证。
采寿里的墙边,我抚摸着砖缝,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那根通向天线的电线——细如发丝,却牵动民族命运。巨鹿路口车水马龙,年轻的他穿过人群,左手康乃馨,右手报纸,与接头人擦肩而过。面无表情却心怀信仰,就是这份信仰,在最危险的黑夜点亮了希望的微光。
电波,永不消逝。
原标题:《穿越80年的红色电波》
栏目编辑:张晓
来源:作者:王梦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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