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一台展品前久久驻足。
就在他颤巍巍地伸手准备轻触那文物时,身旁的讲解员却连忙制止。
老人的手僵在半空,随即双眼泛红,低声哽咽:“这是我背回来的……”
那么,这位老人是谁?他和这台发电机,又有着怎样不解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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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老谢
这位老人叫谢宝金,1898年出生在江西于都县岭背镇的一个贫苦家庭。
他七岁就开始帮家里放牛、砍柴,到十七八岁时,他的个头已经接近一米九,在村里高得像棵梧桐树,浑身也有使不完的力气。
为了维系生计,十八岁那年他就去矿井工作,他做的是搬矿石、推矿车这样最重的活,地下阴冷潮湿的恶劣环境让许多工人早早生了病,但是谢宝金靠着铁打的身子足足坚持了十几年。
他从不贪功,总把好活儿让给别人,累活脏活却抢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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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矿上发薪,别人第一时间拿去买酒买肉,他却省下点钱偷偷塞给家里老母亲,自己连一口热肉都舍不得吃。
1932年,时任中华钨矿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听说矿上有个“能挑三百斤、走山路如平地”的壮汉,便专程来找他。
那天谢宝金刚从井下出来,浑身满是煤灰,毛泽民走近他,问:“听说你力气大,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干大事?”
谢宝金先是一愣,接着咧嘴笑了:“只要是替老百姓做事,哪怕是刀山火海,我谢宝金也上!”就这么一句话,让毛泽民当场决定把这个朴实无华的大汉,带进红军队伍。
那一年,谢宝金三十四岁,入伍之后,他被调入中革军委总参情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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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去前线拼杀,但却被赋予了一项“非人力所能”的特殊任务,那就是负责操作与维护一台老式手摇发电机,为情报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电力。
这台发电机不同于后来的柴油电机,它需要人力不停摇动,才能输出稳定的电流。
有人摇半小时手都发麻,他一摇就是两三个钟头,于是这个活就交到了谢宝金的手中。
从此之后,在红军夜以继日的行军途中,总有一个魁梧的身影,守着那台沉甸甸的机器,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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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突围,开始战略转移。
谢宝金负责看护和操作的那台手摇发电机,被正式列为军委一级机密设备。
在那段电台珍贵如命的年代,这台重达六十八公斤的发电机,是唯一能够为前线指挥系统供电的装备。
一开始,为了轮换省力,部队特地安排了一支由128人组成的加强连,分组轮流抬运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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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多久,随着敌军围追堵截愈演愈烈,队伍不断损耗。
走到湘江边时,128人已折损一半;等翻越雪山,穿过草地时,只剩三人仍坚守职责,其中就有谢宝金。
这台机器,沉得可怕,金属冷得刺骨,却要贴身日夜不离,穿林海、爬雪山、渡急水。
很多时候,为了减轻其他战士负担,谢宝金甚至主动一个人扛起发电机。
红军走在泥泞的山路上,谢宝金总是走在队伍靠后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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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避开拥挤,避免机器被挤撞;也因为他背着这台铁家伙,速度总是比别人慢上几分。
有时候队伍走远了,他还一个人喘着粗气在陡坡上艰难攀爬,战士们回头找不到他,还以为他掉队了。
可不一会儿,就看见他背着发电机气喘吁吁地走上来,浑身是汗,脸却倔强地不肯说一句“吃力”。
过草地时是最难的一程,风大雨急,水草深不见底,谢宝金怕湿气泡坏机器,便用身上的棉衣将其包裹紧紧。
每天晚上扎营,他从不睡熟,手总是搭在发电机的铁壳上,那种贴着金属的冰凉触感,成了他最安心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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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雪山时,山路窄得只能容一人侧身而行,原计划是三人轮换着抬发电机,可雪山太陡,根本无法并行。
谢宝金想都没想,蹲下身来让战友将发电机放到自己肩上,一声不吭地往上爬。
山风呼啸,他一步步往上蹬,铁器压得他背脊几乎弯成了弓。
等他终于翻上山顶时,肩膀已被勒出血痕,整整一个星期都抬不起胳膊。
就是这样,谢宝金咬着牙把这台六十八公斤的手摇发电机,一步一步,一脚一印,背过了草地、翻越了雪山、跋涉了两万五千里。
抵达延安那天,机器仍然完好无损,后来,毛主席亲自在会上点名表扬了谢宝金,说:“他背着的是一台发电机,扛着的却是整个红军的通讯命脉。”
而谢宝金自己却说:“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把自己该背的东西,背回了。”
功成身退
长征结束,谢宝金并没有到处宣扬自己的功劳,而是继续默默地在部队奉献自己。
1952年,谢宝金被组织调入了北京总参谋部工作,负责管理金库。
那是一份极其重要的岗位,关乎军需物资的出入与保管。
按理说,他的晚年,从此该安稳体面,或许还能衣食无忧地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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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从来不是个贪图安逸的人,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他就到库房查看物资记录,逐箱清点,生怕漏了一颗螺丝。
他年轻的时候落下过许多病,医生让他好生休养,上级想把他提拔到更轻松的岗位,他却摇了摇头,自己选择背着行李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
他被安排在县供销社当副主任,负责物资收购,其实这份工作又累又脏,要天天跑基层,收破铜烂铁、废纸麻袋,但他从不抱怨。
每次收东西,他都仔细称重,哪怕只是一枚铜板,也要掂两下,保证不短斤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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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供销社刚成立,没地方办公,谢宝金一拍大腿,把自己家的土砖房腾出来,说:“先用着,等有地再搬。”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二十多年,他没存下一分钱积蓄,反而因为老伴生病、儿孙上学,日子常常捉襟见肘。
有人劝他给政府写信申请补助,他摆手道:“国家刚起步,钱得花在刀刃上,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干,就别麻烦组织了。”
每当有人来帮他修屋或送粮,他总婉拒:“还有比我更困难的,留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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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来的重逢
时间一晃而过,1976年,晚年的谢宝金肺病加重,只能在家人的陪伴下去往北京治疗,期间,他的侄子想要带他去军博看一看。
展馆里安静肃穆,红色的标语高挂,玻璃展柜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革命文物。
谢宝金走得极慢,他几乎每一个展品都要驻足停留,凝视良久,突然,在第三展厅的角落,他脚步一顿,整个人仿佛被定住了。
他看见了那台手摇发电机,六角支架锈迹斑斑,军绿色的铁皮壳子被打磨得铮亮,木质摇柄光滑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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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宝金没有说话,他缓缓迈步,靠近那展柜,每一步都踏得沉重,他的手开始颤抖。
那是他曾在雪地中不眠不休摇了整整两昼夜的地方,那是他用身体当盾,护着穿越敌军封锁线的地方,那是他亲手埋葬过三位战友的见证者。
他伸出了手,缓慢却坚定,想去触碰那台他曾用生命守护的“老伙计”。
“老爷爷,这件文物不能触摸……”一位年轻的馆内讲解员匆匆走来,语气里带着惯有的规矩与敬意。
可那一瞬间,谢宝金的手僵在了半空,接着,他仿佛失去了力气,整个身体微微一颤,手垂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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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不过两秒,他的双肩突然剧烈起伏,随即,一声压抑许久的啜泣从喉咙深处涌出。
“你们不让我摸它……可它,是我背回来的啊……”
声音不大,却在这肃穆的展厅中回荡开来,如同炸雷。
周围参观的人纷纷停下脚步,工作人员愣在原地,讲解员张着嘴,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侄子谢林贵连忙走上前,扶住几乎要瘫坐下的伯父,哽咽着对讲解员说道:“这是谢宝金,我伯父,长征的时候……那台发电机,是他背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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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员的脸色瞬间变了,急忙招呼同事,一位年长的馆长模样的工作人员闻讯赶来。
听完谢林贵的介绍后,他脱下帽子,站在谢宝金身前,深深鞠了一躬:“老首长,军博今天……有幸了。”
谢宝金却只是抬头看着那发电机,嘴唇轻轻颤动,喃喃道:“你……还在啊。”
他没再要求触碰,只是站在那儿,整整看了半个小时。
临走时,他深深地敬了一个军礼,背挺得笔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号角声声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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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宝金,这个被岁月遗忘在角落的名字,却在一次迟来的重逢中,让我们看见了真正的革命军人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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