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两个手握重兵却始终没有出兵的军阀，他们都是谁？

从卢沟桥的枪声响起，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中华大地，可以说都卷入了一场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

那时候，无论党派，无论背景，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应该扛起抗日的责任。川军、滇军、桂军……这些地方部队都为抗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然而，就在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时候，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却有那么两个人，他们手里攥着几十万的军队，地盘稳固，枪炮精良，但在整个抗战期间，却始终没有派一兵一卒到前线去。

他们就像是这场全民战争中的“局外人”，冷眼旁观着中原大地的战火纷飞。

地处偏远还是另有图谋？

其中一位便是控制着整个新疆的盛世才。一提到新疆，我们都知道，那地方在中国的最西边，离当时的抗日主战场十万八千里。盛世才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它当成了自己不出兵的最好理由。

盛世才这个人，非常不简单。他不是新疆本地人，而是东北人，靠着权谋和手段，在三十年代初成为了新疆的实际统治者，人送外号“新疆王”。

他上台后，大搞改革，发展经济，看起来很有作为。

同时，他也牢牢抓住了军权。到了抗战爆发前后，他手里的兵力相当可观。

根据一些资料的描述，在1942年左右，盛世才的麾下已经拥有了包括第128师、暂编第3师在内的至少六个师的兵力，还有炮兵团、特务团等直属部队，装备了不少从苏联搞来的武器，也就是所谓的“苏械部队”，实力在全国各路军阀中都排得上号。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多次希望新疆能够出兵或者提供物资支援。但盛世才每次都以“新疆地处边陲，防御薄弱”或者“交通不便，难以驰援”为由，一口回绝。

他的理由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新疆确实远，而且当时与苏联接壤，防务压力也很大。

但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这背后藏着盛世才自己的“小九九”。他心里最清楚，他能当上“新疆王”，靠的不是南京的国民政府，而是北边的苏联。

从他上台开始，就和苏联走得非常近，甚至一度喊出了“亲苏反蒋”的口号。苏联不仅给他提供经济援助，还派来了军事顾问，甚至直接派兵进驻新疆哈密帮他稳定局势。

在盛世才看来，苏联才是他最可靠的靠山。

他盘算着，只要抱紧苏联的大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打到新疆来，他又何必为了支援遥远的内地战场，而消耗自己的实力呢？

说白了，盛世才考虑的从来不是国家民族的大义，而是他自己的独立王国。他的军队，是用来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工具，是他在新疆说一不二的资本。

一旦把部队派出去，不仅自己的地盘可能空虚，让别人有可乘之机，而且万一在战场上被打残了，他这个“新疆王”的宝座也就坐不稳了。所以，他宁愿在自己的地盘上当一个土皇帝，也不愿意为全国的抗战大局贡献一丝一毫的兵力。

坐守后方意在自保

说完了西北的盛世才，咱们再把目光转向祖国的西南地区。在那里，同样有一位实力雄厚的军阀，做出了和盛世才同样的选择。他就是长期盘踞在西康省的“西康王”刘文辉。

和盛世才这个外来户不一样，刘文辉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是川系军阀中的重要人物。他的人生经历也挺传奇，曾经一度是四川势力最强的军阀，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他手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势力鼎盛，号称拥有“七个师、二十多个旅、兵力超过十二万”。后来，他在和侄子刘湘的“二刘之战”中失败，被迫退守到了当时还比较贫瘠的西康地区。

虽然丢了富庶的成都平原，但刘文辉在西康励精图治，依然保留了相当的实力。

到了抗战期间，他牢牢控制着西康，手下据说仍有近十万人的部队。西康这个地方，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片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了刘文辉“按兵不动”的天然屏障。

和盛世才一样，当抗战的烽火燃起时，刘文辉也选择了保存实力。他的理由和盛世才也有些相似。

西康地处大后方中的大后方，日军的铁蹄根本不可能踏足这里。他认为没必要把自己的老本赔进去，去打一场看似和自己关系不大的战争。

作为地方军阀，刘文辉最担心的，就是被中央军“吞并”。他害怕一旦把自己的主力部队派出去抗日，蒋介石就会趁机派中央军进入西康，把他这个“西康王”给架空了。

在他看来，相比于远在天边的日本人，近在咫尺的蒋介石才是对他威胁更大的人。

不过，和盛世才一毛不拔的强硬态度相比，刘文辉还是做了一些表面文章的。

他虽然没出兵，但据说曾以个人名义向国民政府捐了五十万现大洋作为抗日军费。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

一方面可以堵住悠悠众口，表明自己的抗日立场；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政治智慧，花钱消灾，避免因为“不抗日”的罪名而成为众矢之的。

但无论如何，捐钱和出兵是两码事。

在整个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他那近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始终都驻扎在西康，没有踏出省界一步。

“保存实力”？

什么是军阀逻辑？简单来说，就是地盘和军队是我的私有财产。

在他们的观念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排在个人和派系利益之后。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多年，大家早就习惯了“有枪便是草头王”的生存法则。谁的军队实力强，谁的地盘大，谁就有话语权。

盛世才和刘文辉正是这种逻辑的典型代表。他们都把自己的部队视作私人武装，是万万不能轻易消耗的。

他们担心的不是国家会不会灭亡，而是自己的“独立王国”会不会被吞并。盛世才担心苏联靠不住，更担心蒋介石会清算他；刘文辉则是在与侄子的争斗中吃了大亏后，更加把自己的军队看得比命还重。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确实为他们的“作壁上观”提供了客观条件。

新疆和西康都远离主战场，日军的直接威胁很小。这让他们不像那些地处前线的军阀，比如山西的阎锡山，或者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面临着火烧眉毛的亡省危机。

没有切肤之痛，自然也就少了那种必须奋起反抗的决绝。

但这种选择，也让他们与那些毅然出征的军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刘文辉的同乡川军，在装备极差、补给困难的情况下，几百万川中子弟前仆后继，伤亡极其惨重，为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还有滇军和桂军，也都在正面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与这些把民族大义放在首位的军队相比，盛世才和刘文辉的选择，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了不少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