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观点｜美国国会可以遏止行政权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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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权并非始于特朗普，两党仍存在改革共识。

美国宪法的设计重在安全防护，而非追求效率。所谓“三权分立”，正是为自由设下屏障，以防范那种源于权力在任何个人或机构手中聚积而产生的威胁。正如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7篇所告诫的：“将立法、行政与司法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同一主体之手……可正当地被称为暴政的定义。”

当下最严重的宪政病灶，是行政权的危险性膨胀。面对极化且时常陷于僵局的国会，近来的两党总统常常试图通过行政命令或法律漏洞，去达成立法程序无法实现的目标。如今，总统与法官隔着一具“瘫卧不振”的国会彼此怒目而视。

在二十一世纪的诸位总统之中，唐纳德·特朗普在扩张行政权方面走得最远。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与参议院几乎无所作为。极端党争削弱了麦迪逊关于立法者会珍视本机构独立性的预期。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下级法院裁决的不屑，使联邦最高法院成为抵御一个不仅强调“统一行政”且近乎全能的行政权的最后防线。

这种局面不可能无限持续。共和党议员应当自问，自己是否终将后悔当下对行政权扩张的默许。若下一任总统来自民主党，对方可能会以同样扩张的权力反过来对付他们。要降低这种风险，就应和立场相近的民主党人合作。

在多数情形下，特朗普先生为其举措辩护，并非诉诸宪法第二条所固有的总统权力，而是声称只是依据现行成文法的适当运用。随着针对其行为的法律挑战不断增多，司法机关或许会认定他已逾越法定权限。但也存在相反的可能性，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加强行政权一直是某些保守派法理的一条重要主线，联邦最高法院可能会进一步巩固总统权力。若果真如此，就需要由国会出面，以明确的立法语言界定总统权力的边界。

即便在当下高度党争的环境里，就行政权设定一些切实的限制也并非全无可能。三年前，民主党与共和党就《选举计票法》的重要改革达成一致，澄清了此前曾被特朗普先生利用、试图向副总统迈克·彭斯施压以颠覆2020年选举结果的若干含糊之处。该法的修订明确，副总统在认证选举人团投票的过程中，仅负责主持计票程序。倘若这部更新后的法律在2020年大选后争议期间已生效，特朗普就不会再有向副总统施压的法理依据。

更近一些的倡议显示，限制行政权扩张仍有两党兴趣。针对《反叛法》即赋予总统在美国本土对美国公民动用军队的高度宽泛授权，一项改革提案在2024年曾取得相当进展，尽管最终功亏一篑。有关《国家紧急状态法》的改革推动，也曾在众参两院的相关专责委员会以压倒性跨党派支持通过，但在第118届国会行将结束之际未能进入全院表决程序。

立法者应当重启这两项举措，即便不在中期选举之年，也应在2027年1月第120届国会召开时加以推进。

民意总体上支持对行政权设限，这意味着立法者抑制总统越权的努力会获得强大的公众背书。最新的哈里斯–哈佛民调（Harvard Harris Poll）显示，55%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先生已超越其总统权限。另一项由《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联合开展的民调同样发现，54%的登记选民认为特朗普“正在超出总统职位可用的权力范围”。

特朗普先生并非第一位声称自己是唯一由全体人民选出的全国性公职、因而理应得到立法与司法尊重的总统。这种说法从根本上误解了美国宪政的本质。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39篇中，詹姆斯·麦迪逊将“共和”界定为一种其一切合法权威“直接或间接源自广大人民”的政府形态。国会与司法机关与总统地位平等，而非从属于总统。即便总统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仍有相当比例的选民投下反对票，而国会中的反对党通常比总统更能表达这一少数的声音。就司法者而言，法官所代表并为之发声的是宪法与法治。特朗普先生有权行使其职位所赋予的宪法权力，但也仅止于此。

William A. Galston

威廉·A·加尔斯顿（William A. Galston）在《华尔街日报》撰写每周专栏“政治与观念”。他在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项目担任埃兹拉·K·齐尔卡讲席，并出任高级研究员。在2006年1月加入布鲁金斯学会之前，他曾任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索尔·斯特恩教授兼代理院长，又先后出任哲学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公民学习与参与信息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以及国家公民复兴委员会（执行主任。他曾参与六次总统竞选，并在1993年至1995年担任克林顿总统国内政策副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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