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吴芝圃斗倒潘复生，军队批倒刘伯承，1958 年两场 “清洗” 背后的总路线逻辑

点击上方蓝色字体关注本号 · 共同思考讨论

1958年除了大跃进，中国还发生了另外两件事情反又波及到了省委，大量省份的原一把手或二把手被打成右派分子。

彭德怀领导军队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最终刘伯承、粟裕下台，肖克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这两件看似毫不相关的事情，其实都与推行总路线息息相关，并且都将深刻地影响着之后几年的历史。

1958年，教员在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时，说有很多同志离“右派”只有50米距离了。

他的这句话其实更多是一种警告。

后来他也讲了，反冒进是业务上的错误，大家路线都还是一样的。

但是省委一级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从1957年底浙江批判省长沙文翰开始，安徽、甘肃、河南、广西几乎每一个省都打倒了一个书记。

从表面上看，省委反右是反右运动的余波。

在1957年右派进攻后，教员改变了对局势的判断，他现在认为社会上不管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反社会主义的人。

最早的省级右派也就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他的头号罪状就是包庇、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带有很明显的反右色彩。

但是，当事情进入到1958年，尤其是从教员在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开始，省委反右的矛头就逐渐转移到了经济政策方面。

比如广西、甘肃，批判的重点都是原领导在五五年的农业合作化上持右倾态度。

到1958年末，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发起后，辽宁的重点更是直接转移到了是否支持走路线上。

乍一看，这里的变化似乎只是不同的背景换不同的原因。但是这一换，就换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后果。

现在，让我们以闹得最凶的河南为例，看一看事情是怎样发展的。我们先只列出发生的事情，暂时不做分析。

在反右倾之前，河南的组织结构是这样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他下面还有一个省长。

潘复生之前是平原省省委第一书记，这个省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范围大概是今天的豫北和鲁西黄泛区。

1952年，平原撤省，潘复生接任了河南第一书记，从这时起，才开始跟时任省长共事。

从现有材料上看，两人之间的分歧始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潘比较保守，其实也不是保守，应该说潘主张按照中央的指示走，比如说分3年完成农业合作化，但省长更激进，想要一年搞完。

按道理说这位省长的意见不该掀起什么水花。

但是从1954年开始，第一书记潘复生休病假了，变成了省长代替他主持工作。

换句话说，河南1954、1955年的合作化运动是省长领导的，和之前潘复生的思路不同，它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又求大求纯。

运动中间自然是出现了许多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

到1956年的时候，河南一些地方开始有农民不满政策闹退社。面对这个局面，生长迅速抓人闹退社的一律按敌我矛盾处理，河南农村的气氛非常紧张。

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57年春天，潘复生正好满血复活了。

恢复工作后，他便开始纠正省长的错误。

首先是依据教员的政策把闹社定为人民内部矛盾，要求放人。

随后，在潘福生的领导下，河南省委开始调整政策，比如农村合作社，之前省长喜欢搞大社，实际上不好管理，现在省委就重新把大社分成小社。随后还颁布政策，开放农民副业，允许自留地等等。

这些调整也获得了中央的支持。

到了1957年8月，也就是反右进入到扩大化阶段时，在河南省委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省长突然站出来批判潘复生之前的农村政策调整是发展资本主义，并指责潘复生之前对阶级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

这个意见在当时的环境下，非常迅速地就被与会者接受了。会议决定撤销之前潘复生的政策，并立即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要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这里的党内右倾思想指的自然是派复神。

1957年10月，这位省长主持了河南水利工作的座谈会，要求掀起水利建设的浪潮，国务院副总理谭振林出席了会议。

年底，省长又召开会议，一边继续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一边提出农业生产大跃进，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大搞水利建设，提高指标等等。

此时，河南的主角已经变成了这位省长（吴芝圃）。

1958年1月和3月的南宁、成都两次会议上，作为河南代表的他都受到了表扬，成为了促进的标兵。

紧接着，他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点名批评了当时因病缺席的派复神，最终把潘又从医院拉回到了会场做检讨。

在大会期间，他也正式取代潘复生成为河南第一书记。

会开完回到河南，从6月起，新任第一书记就开始集中批判前任领导班子，最终更是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潘复生直接下放去当农场副厂长了。好，这就是河南省委反右倾的时间线。

这里首先有一个问题，省委反右是一定要弄的吗？

不是，当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青就没反，教员亲自找他谈，他也不反，说省委里没有右派，要反，先把他撤了，后来这事就算了。

这说明一件事情，官僚系统是可以抵制省委反右的，只要他们想。

换句话说，省委级别的反右不存在强行凑人头的情况，起码最高级别的领导不存在。

那些最终选择在内部反右的省份，一定有某些原因。还是以河南为例，最显而易见的当然是意识形态问题。

那位省长在合作化的问题上要更激进吧，但也不只有意识形态。潘福琛休完病假开始主持工作以后，做了哪些调整？

我们往小了说是检查错误，往大了讲，基本上是全面否定了前任的工作，这对省长来说是很难受的。

不过我们现在只能假定这里没有任何纯粹基于现实主义的决定。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就是省长因为觉得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所以为了能推行他认为正确的政策，才采取了一些现实的步骤，重新开始主持工作。

而他那些政策最终证明是脑子太热了。但是，单纯的脑子热虽然可以解释浮夸，却不能解释后面明知没有达成产量，还把几个甜的麦子堆在一起装丰收的行为。

脑子热了，搞大了，然后紧急调整的也大有人在。

问题不是脑子热了，是很冷静。这是典型的躲避责任。

导致这个的原因有很多，既然这些人是用跃进，甚至超过当时跃进水平的口号批到了前任，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就只剩下了保持激进这一条路可走。

不然不仅批判的合理性会荡然无存，自己也会被反噬。

他必须硬着头皮坚持。在你用激进打击其他领导时，激进就不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或者政策分析，更与当事人的政治生命联系到了一起。

一旦发生问题，别人调整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不调整、硬撑，反而才有可能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

不管是安徽、河南还是山东省委，反右倾越积极，后面的局面就越糟糕。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

说了这么多，到底与刘伯承、粟裕、肖克有什么关系？下一期接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