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63个省的魔幻操作：比云南还小的地盘，为啥拆成“芝麻块”？

去年去越南背包旅行，我算是被这个国家的行政区划狠狠上了一课。从河内坐大巴去岘港，短短600多公里的路程，车票上竟然印了5个省份的名字。刚在清化省的服务区买了杯越南冰咖啡，没过半小时就广播说“已进入乂安省境内”，搞得我还以为坐错了车。
打开地图一查更震惊，越南整个国土面积才33万平方公里，比我国云南省还小一圈，却硬生生划分出了63个省级行政单位。要知道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省级行政单位也才34个。越南平均每个省的面积不到5300平方公里，比我国很多县的规模都小——比如我国江苏省昆山市，面积就有931平方公里，越南不少省份还赶不上两个昆山大。

同行的越南导游阿明跟我吐槽，他们省内出差比我们跨省还频繁。他老家在北部的河江省，大学在首都河内读，每次回家都要经过3个省，光过省界检查站就要耽误不少时间。最有意思的是，他表妹嫁到隔壁的宣光省，办婚礼时双方亲戚竟然要准备不同省份的身份证明，不然连酒店入住都成问题。
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好好的一个国家，为啥非要拆得这么碎？难道是为了凑数显得“行政发达”？深入了解后才发现，这背后藏着殖民历史的烙印、独特的地理格局，还有越南政府维护统一的深层考量，每一个原因都充满了戏剧性。
殖民时期的“分而治之”：法国人埋下的“分裂种子”
聊到越南的行政区划，就绕不开19世纪那场改变越南命运的殖民风暴。1858年，法国舰队气势汹汹地闯进岘港，当时的越南还是清朝的藩属国，可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自身难保，根本没心思管这个小弟。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签下《中法新约》，彻底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越南从此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人接手越南后，干了一件影响至今的“大事”——把越南的行政区域拆得稀碎。他们将越南分成北圻、中圻、南圻三个大区，每个大区下面再设几十个小省。这种操作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就是殖民统治常用的“分而治之”套路。

越南南北狭长，民族成分又复杂，要是让这些地区形成统一的地域认同，很容易抱团反抗殖民统治。拆成小省之后，地方势力被分割开来，各自为战，根本成不了气候。更狠的是，每个小省都由法国官员直接管理，税收、司法、教育等核心权力全被殖民者牢牢把控。
为了强化控制，法国人还在文化上大做文章。他们强制推广法语，修建西式学校，甚至随意修改地名——比如把越南古都顺化改成“安南首府”，试图抹去越南的历史记忆。在法国统治的80多年里，这些小省的边界虽然偶尔有微调，但基本格局一直没变。
1940年日军入侵越南，法国殖民者仓皇撤退，可这套细碎的行政区划却被保留了下来。1945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时，省级单位数量仍维持在60个左右。谁也没想到，法国人留下的这把“分割尺子”，竟然成了越南行政区划的基础模板。
历史惯性难打破：民众的“省籍认同”比想象中深
越南独立后，本有机会重新规划行政区划，可为啥没把这些小省合并呢？答案很简单：历史惯性太强大，民众的“省籍认同”已经根深蒂固。
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前，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曾尝试合并10多个小省，想通过扩大行政区域来强化对南方的控制。但南北统一后，新政府很快就把合并的省份重新拆分。原来在法国统治时期形成的省界，早已深深印在当地民众的心里。
河内郊区有个叫东英的小省，面积只有500多平方公里，比我国很多乡镇都小。当地老人回忆，法国统治时这里就是独立的省份，1950年代被并入河内后，居民们始终觉得自己是“东英人”，而非“河内人”。大家办事宁愿绕远路去原来的东英省政府旧址，也不想去河内市区的办事大厅。

1996年，越南政府顺应民意，把东英从河内拆分出来重新设省。消息一公布，当地民众敲锣打鼓庆祝，街头很快挂出了“欢迎回到东英省”的横幅，不少老人还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省旗拍照留念。这种强烈的地域认同，让后续的省份合并计划屡屡碰壁。
2022年，越南政府曾计划把北部的北件省和宣光省合并，结果立马遭到两地民众的强烈反对。北件省的民众觉得宣光省工业发达，污染严重，合并后会影响自己的生活环境；宣光省的民众则嫌弃北件省经济落后，合并后还要分摊资源，最后这个合并计划只能不了了之。
其实仔细想想也能理解，就像我国很多人有强烈的“县籍”“市籍”认同一样，越南民众的“省籍认同”经过上百年的沉淀，早已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认同不是靠行政命令就能轻易改变的。
地理与人口：大自然逼着越南搞“小省制”
如果说历史是越南小省制的“催化剂”，那独特的地理和人口分布就是“刚需”。越南的地形太特殊了，长山山脉从北到南纵贯全境，像一根脊梁把国土分成东西两半，而红河、湄公河两大水系又把平原切割成一个个小块，这种地理格局根本容不下大面积的省份。
北部的河江省与我国云南接壤，境内全是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山路崎岖难行。从省会到最远的乡，开车要翻40多座山，单程就要花6个多小时。要是把它和周边省份合并，政府想修一条公路都要协调好几个地区，沟通成本极高，效率还特别低。

南部的前江省处在湄公河三角洲，水网密布，一个乡就有十几个小岛，居民出行主要靠船只。这里的行政区域只能按河流走向划分，要是搞大面积省份，别说管理了，就连统计人口都困难。当地官员开玩笑说，他们的工作日常就是“坐着船去办公”，每个小岛都得单独走访。
人口分布的悬殊更凸显了小省制的必要性。北部山区的奠边省，面积1.6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50万，每平方公里不到30人，很多地方都是荒无人烟的山林。而南部的平阳省，面积仅2600平方公里，却住着170万人，人口密度是奠边省的20倍，工厂、居民区密密麻麻。
要是搞大省制，山区省份因为人口太少，资源分配会被忽视；平原省份又因为人口太多，管理会过于粗放。只有按实际情况拆分，才能实现精准管理。比如平阳省因为人口密集、工业发达，政府专门设立了多个产业园区管理办公室，而奠边省则把主要精力放在生态保护和农业发展上。

河流还成了天然的行政界线。湄公河支流巴沙河两岸的居民，生活方式差异极大——东岸以种植水稻为主，西岸则主要种植橡胶。1979年，越南政府曾想把两岸合并成一个省，结果东岸居民要求政府修建灌溉渠，西岸居民则希望建设橡胶加工厂，双方诉求无法调和，矛盾不断升级，最后只能恢复原有的省界。
民族构成：54个民族的“精细化管理”需求
越南有54个民族，民族构成复杂，这也让小省制成了必然选择。占总人口86%的京族主要居住在平原地区，而苗族、瑶族、埃地族等少数民族则聚居在山区。这些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习俗和文化传统，需要针对性的管理政策。
西北部的莱州省，苗族人口占40%。当地政府推行“民族乡”政策，允许苗族保留传统节日，在学校开设苗语课程，甚至用苗文发布政府公告。要是把莱州省并入周边的大省，这些针对性的民族政策很可能被稀释，少数民族的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中部的嘉莱省有大量埃地族居民，这个民族有着独特的音乐和舞蹈文化。省里专门设立了民族文化保护局，投入资金挖掘和传承埃地族的传统文化，还定期举办民族文化节。这种精细化的管理模式，只有在小省制下才能高效推行。
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多地处偏远山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小省制能让当地政府更精准地了解民众需求，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政策。比如东北部的高平省，岱依族人口较多，当地政府根据岱依族擅长种植茶叶的传统，大力发展茶叶产业，建立了多个茶叶加工厂，带动了当地民众增收。

嘉莱省

政治考量：维护国家统一的“安全阀”
从政治层面看，小省制更是越南维护国家统一的“安全阀”。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分裂的时期并不少见：10世纪独立后，经历过“十二使君之乱”、南北朝对峙；20世纪又陷入南北分治的局面。每次分裂都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创伤，这也让中央政府深刻意识到，必须削弱地方势力，防止割据局面再次出现。
1976年越南统一后，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划省份，把原来南越的几个大行政区拆成小省。比如把西贡（现胡志明市）周边的“南部大区”拆成平阳、同奈、隆安等8个省，每个省的GDP都不超过全国的5%，这样就很难形成足以对抗中央的地方势力。
中央对各省的控制，也通过小省制得以强化。省级官员全由中央任命，并且每3年轮换一次，避免官员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形成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2018年，平阳省省长因为和当地企业交往过密，被怀疑存在利益输送，不到两年就被调往北部山区任职。这种“轮岗制”在小省制下推行得格外顺畅，有效遏制了地方腐败和割据的风险。

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小省制的管理优势也很明显。2020年湄公河遭遇特大洪水，沿岸多个省份面临被淹没的风险。中央政府直接给沿河12个省下达抗洪命令，各省迅速组织力量，24小时内就集结了5万人的抗洪队伍，及时转移了危险区域的民众。要是换成大省制，光层层传达命令就得耽误两天，很可能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这种“扁平化”的管理模式，让政策落地速度远超同体量国家。比如疫情期间，越南政府推出的防疫政策，在小省制的加持下，很快就能落实到每个乡镇、每个社区，这也是越南能在疫情初期有效控制疫情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发展：小省制成了“经济催化剂”
1986年越南推行“革新开放”后，小省制意外地成了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中央政府给各省“划跑道”，让每个省份根据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了良性的“县域竞争”模式。
胡志明市作为越南的经济中心，主打制造业和外贸。2022年，这座城市贡献了全国32%的GDP，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入驻。当地政府为了优化营商环境，简化了企业注册流程，还建设了多个工业园区，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
岘港则凭借得天独厚的海滩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这里的美溪海滩被评为“世界六大最美丽的海滩”之一，每年接待游客量超过500万人次。当地政府围绕旅游业打造了完整的产业链，从酒店住宿到旅游纪念品销售，带动了大量就业。
红河三角洲的各省则发挥农业优势，专心种植稻米。这个区域是越南的“粮仓”，供应了全国70%的口粮。当地政府投入资金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提高了水稻产量和质量，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实现了部分出口。

各省之间的竞争也激发了发展活力。宁平省为了吸引外资，把企业注册时间从7天压缩到3天，还推出了税收优惠政策。海防市则划出20平方公里的经济区，给外资企业提供15年的免税待遇。这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发展模式，让越南在30多年里GDP年均增长6.5%，成功跻身东南亚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行列，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南亚“工厂”。
小省制的烦恼：高成本与区域失衡
当然，小省制也不是完美无缺，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63个省就意味着63套政府班子，行政成本居高不下。2021年越南财政报告显示，省级行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28%，远超我国的15%。大量的财政资金被用于支付官员薪酬、办公经费等，能投入到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的资金就相对有限。
跨区域项目的协调更是难上加难。比如规划中的河内到胡志明市的高铁项目，全长1570公里，要经过14个省。光征地谈判就用了5年时间，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诉求，有的要求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有的希望高铁线路经过本省的工业园区，协调起来异常困难。有媒体调侃，这个高铁项目“谈的时间比建的时间可能还长”。
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2022年，胡志明市人均GDP达到了1.8万美元，而北部河江省的人均GDP只有1500美元，两者相差12倍。沿海省份凭借地理位置优势，高速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完善，密度是山区省份的8倍。山区省份因为交通不便、资源匮乏，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越南政府近年开始推动“省际合作”，让经济发达的省份带动周边省份发展。比如让胡志明市带动周边5个省搞产业转移，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周边省份，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每个省都想保住自己的税收和就业岗位，合作过程中藏着私心，政策落实起来大打折扣。

未来之路：在“小省”与“合作”之间找平衡
如今的越南，正在小省制的基础上做着艰难的调整。他们搞起了“城市群”试点，让河内与周边5个省共用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既保留了小省制的灵活性，又解决了跨区域协调的难题。比如河内的内排国际机场，现在不仅服务于河内市，还覆盖了周边的北宁省、北江省等，极大地提高了机场的利用率，也降低了周边省份的交通成本。
在经济发展方面，越南政府开始加强宏观调控，引导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他们在山区省份设立了多个经济开发区，给予更优惠的政策，吸引企业入驻。同时，加大对山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修建公路、铁路，改善当地的交通条件。
对于行政区划的调整，越南政府也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不再盲目推动省份合并，而是通过试点的方式，探索“联合治理”模式。比如让两个相邻的省份共享部分公共服务资源，联合建设医院、学校等，在不改变省界的前提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其实仔细观察就能发现，越南的小省制更像是把我国的“县制”升格成了“省制”。拿我国云南省对比，云南面积39万平方公里，下辖129个县，平均每个县2900平方公里，和越南的省规模差不多。只是越南的行政层级设置不同，才显得省级单位数量格外多。

这种制度虽然存在诸多弊端，但不得不承认，它确实最适合越南的国情。就像河内地标还剑湖旁的老茶馆里，一位老人跟我聊的：“法国人的尺子虽然带着殖民的恶意，却意外量出了越南的治理密码——小了才好管，碎了才安稳。”
未来，越南还会在小省制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如何在保持国家统一、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解决行政成本过高、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将是越南政府需要长期面对的挑战。而那些散落在越南大地上的63个小省，也将继续见证这个国家的发展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