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常常失败，我也想去理解你的伤口”

Sayings：

在开始今天的文章之前，想先分享我今年看到最受触动的一条评论，来自一篇题为“家里总提起一个因为懒惰去世的姐姐”的帖子，博主@牛肋条都来我嘴里 在帖子里写：

“在初中时她的事就很出名，街坊都知道她，经常听说她什么都不干，在房间里也不出去，活活地把自己饿死了都不烧饭的事，所有人都在说她懒，如今想想也许她是抑郁了。”

老实讲，我惯性地想过很多种评论区的样子。讨论细节，判断价值，推测事实，有人提出观点，有人进行反驳，指责，争论，吵架，各抒己见，这很常见。

但我往下拉，看到的第一条评论却是：

“你为什么想到她？你最近还好吗？”

一个意外的角度，一句小声的询问，赢得 59.5 万点赞，6816 条评论。这条评论下面，我看到很多人止不住的眼泪。

“关心他人”是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的品质，而现实的教育却是无视他人。付出的理解很少得到回报，每个人都有弱者的一面，光是处理自己的伤口，就已经足够艰难。

但是你看，最终给予所有人会心一击的，依然是最朴素的「关心」。

我透过你的话，看见你这个人。

今年夏天，我们前往韩国与作家赵海珍对话，她书写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人如何通过他人来照见自己，并在那一刻共享‘想要活下去的心’。”

“理解与共情，常常以失败告终。但我相信，即使失败，本身也有其价值。”

赵海珍童年生活在可以被称为“贫民窟”的街区，在波兰教书时，她以一个真正的“异乡人”的身份体验世界，种种沦为少数、沦为弱者的经历，让她将目光从主角身上挪开，转而投向生活中那些被忽视的他者——那些在宏大叙事中缺席的人，那些掉进社会变迁缝隙的人，那些生活随时要脱轨和下坠的人。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潜藏着‘弱者’的一面。”

“我并不想只去描写那些‘可怜的人’。我更想写的是，那些在悲伤之中仍能突破自我、并在痛苦中依然愿意去照顾他人的人。”

这是的第三期。正如赵海珍所说，我们最该做的努力，就是不要遗忘那份对人的深情，那是一种太容易被遗忘、也太容易被丢失的心意。

以下是赵海珍的讲述。

弱者不是可怜的人

而是勇敢的人

讲述：赵海珍

我的故乡是首尔的文来洞，那时的文来洞遍布着未经政府许可、随意搭建的木板房，在那些违章棚屋里，我度过了我的童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首尔，与今天的首尔完全不同。那段经历或许对我来说是特别的，但同时也具有某种普遍性。因为在当时的首尔，像那样的棚户区随处可见。

然而对我而言，那是一道独属的伤口，也是构成我生命经验的一部分。于是我在短篇小说《文来》中，第一次坦率地写下自己出生在那样的地方，并在其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都被赋予一项平等的权利：相信自己的创伤是独一无二的。”

这句话的含义是——我们往往以为，自己的伤口才是最特别、最绝对的。

我也曾有过那样的时期。那时候，无论我写什么小说，主人公的伤口总是最深的，以至于看不见他人的故事。那些主人公无法战胜自己的伤口，只能封闭自己，关上通往变化的大门，退回到内心的暗处。

我去波兰，是在成为小说家之后的事。那时我曾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韩语讲师，虽然现在已经不教了，但大约持续了十年。后来有个机会，我在波兰担任了一年的韩语讲师。

那是我第一次在异国生活，以一个真正的“异乡人”的身份体验世界。那种在他乡生活的经历，在我回到韩国之后，依然对我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帮助。

曾经我的小说里，总充满被自己痛苦压垮的人物。但当我写下那句话的同时，我自己也变得稍微自由了一些，我的小说也慢慢打开，开始写向“联结”，写向他人的痛苦，并在其中去寻找共情。

我意识到，仅仅去罗列某种特殊的伤口是没有意义的。

之前对我而言，仅仅“出生在那片地方”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长期的自卑。虽然我在小说里写了出来，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几乎从不提起那些事。

“文来”这个名字，其实有“文字到来”的意思。后来我在小说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的小说来自那里。”那片空间所蕴含的力量，以及我对那里的记忆，在我写每一部小说时，始终成为支撑我写作的一种力量。

正如我刚才所说，那段经历或许对我来说是特别的，但也并不能说是独一无二。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首尔，有很多那样的地方，直到最近，甚至现在，依然还有。所以，我无法说那是一种只属于我的、完全独特的经历。

我逐渐明白那句话的含义，并非只有我自己的创伤是特别的，我们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这样的权利。也正因为如此，我不再只凝视自己的独特性，也开始去看见、去寻找他人的独特之处。

我第一次在小说里写下那些往事时，感到自己被某种力量解放了。我对自己的童年有所释怀。我写下那些试图走向他者、理解他者的故事，也逐渐学会了与世界对话。

我是在 29 岁时开始创作的。

严格来说，我虽然学的是文学，但并非主修小说创作。我没有就读那种所谓的文学创作系或叙事创作系，因此并没有系统地接受过写作训练。

那时候虽然也算是认真练笔、正式开始创作，但我完全不确定自己写得是否正确、是否足够好。现在回想，那时既年轻又稚嫩，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时，我常常答不上来。

那段时间，我也常常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下这些？”那是一个不断犹疑、不断摸索的时期。我常常想：“我真的能一直写下去吗？ 我能写到什么时候呢？”另一方面，我也时常想：“这个世界，真的会看见我的小说吗？”这类不安一直伴随着我。

开始创作的大概六七年间，几乎没有人把我当作真正的作家。前三年我没有接到过正式的约稿，也没有出版社主动找我签约。我的第一本小说集，是靠自己投出去才得以出版的。即便是创作十年后，第一版也很难卖完。

因此，我始终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拥有写作的才能，那种内在的不安与外在的孤独，始终交织着。

直到一位又一位读者开始读我的小说，开始理解我。

他们告诉我：“读了你的小说，我看世界的方式变得更开阔了。我开始知道难民的存在，甚至第一次了解到‘难民程序’这样的制度。”每当听到这些话，我就会重新燃起想继续写下去的决心。

正是这样一点点地走来，我才走到了今天。从一开始，我就从没想过“我写得很好”，我没有那种笃定的信心。

我一直相信，正如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小说。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打开”的过程。在写作中，我不断学习，也不断成长。

我之所以格外喜欢、并深深迷恋叙事文学，是因为小说这种体裁，总是描写那些被社会忽视、在人们视线中不易被看见的人。

当我还是一个单纯热爱小说的读者时，我常常被那些描写我在生活中未曾了解过的人、并能以具体而鲜明的面貌呈现他们的故事、唤起我共鸣的作品所打动，也因此生出了想写作的冲动——最终，我真的开始写作了。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在那些我所描绘的他者——那些隐形的、被边缘的人——身上，其实也让我看见了自己。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的视野被一点点拓宽，对世界的理解也随之变得更为深远。

在我的成长和写作经历中，不仅是前辈作家，我也同样受到同辈与后辈作家的影响。我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不断学习，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作家，我认为所有韩国作家都承接了前一代留下的文学遗产。

如果只谈女性作家，就有朴婉绪、朴景利这样的前辈，再往前追溯，还有殖民时期被称作“新女性”的那些先行者，她们以文字开辟了新的道路。而在当代，许多人喜爱尊敬的韩江作家对我影响很深。同辈作家也让我受益良多，比如黄贞殷、郑梨贤、白秀麟、崔恩荣、金锦姬作家，还有稍年长一些的殷熙耕作家。

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彼此相连，互读彼此的作品，其中许多人我甚至未曾谋面，但我始终觉得，我们之间是相连的。

我上大学学习文学的那会儿，每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而如今，无论是登坛创作的数量，还是活跃的程度，女性作家都远远超过过去，这真是一场巨变。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排斥男性作家。文学是共存的，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并存与互相影响的关系。

然而在过去，无论在文学领域，还是其他行业，女性的声音一直微弱。直到最近，女性才终于能够发声，我们处在一个真正能被听见的时代。

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样的作品不断诞生，男性作家的创作也能因此变得更加多元——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在发生。

我希望文学能逐渐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并在新的平衡中继续向前。

上大学那会儿，我有一些女子大学的特别经历。

比如要搬运重物的时候，全都是女生自己动手，因为根本没有可以依靠的男同学。直到现在，我也几乎不会对别人说“能帮我搬一下吗”之类的话。我想，这种凡事都尽量自己解决的性格，成了我生命里非常珍贵的一部分。

在男女同校的学校里，女生往往要与男生竞争，而在这种竞争中，男生常常占据更有利的条件。可在女子学校里，这样的状况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女子大学的女性教授比例也高得多，这种环境差异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氛围。

另一点是那时我几乎没有必要去刻意讨好谁，比如教授或学校里那些重要的教职员。也因此，直到现在，我仍不具备那种“讨人喜欢的技巧”。当然，这样的性格有利也有弊。不过有时候我觉得，这或许也是一种优点。

作为女性，我自然会从女性的立场去看待社会与历史。

韩国的历史，也像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充满曲折与坎坷，我们经历过战争、殖民，历史的伤痕至今犹在，此外，父权制在韩国尤其根深蒂固。所以，作为一个女性，在经历同样动荡的历史时，同时还要在父权社会中承受另一层的歧视与压迫。

不过，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逐渐意识到并试图改善这种状况的阶段。

举例来说，在写《单纯的真心》中的福禧食堂的老奶奶恋禧时，恋禧在战争中失去了弟弟，也失去了父亲；战后又因为无法生育，被逐出了家门。但她却最终接纳了另一个女人福顺，还试图守护福顺所生下的女儿福禧。我希望能把她写成一位勇敢的女性。

对于女性之间那种彼此照拂、彼此联结的力量，我想，那是我既无法不去写，也由衷想去书写的。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人们常常关注的是受害者——以及受害者之间的联结。但我并不想只去描写那些“可怜的人”。我更想写的是，那些在悲伤之中仍能突破自我、并在痛苦中依然愿意去照顾他人的人。

我并不想描写“可怜的人”，而是想写那些即使身处苦难，也依然坚强、依然温柔的人。

我认为，一个人的名字里，包含着为TA取名之人当时的深情，以及那份希望TA未来可以被祝福的心意。

因此，呼唤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去觉察那个人的“特别性”——在芸芸众生中，辨认出那唯一的存在，去识别TA内在的特别与真实。

就像我在《单纯的真心》中写过的一句话：

“呼唤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拥抱那个人。”

在《单纯的真心》中，主人公娜娜回到韩国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想寻找母亲，更想寻找自己的名字。对娜娜而言，那名字里包含着最初迎接她来到世上的那个人的心意，也包含着在铁轨旁救下她性命的那个人的心意。她想理解那份心。

来到韩国后，她总是向遇见的每一个人询问他们的名字。她问他们名字的含义，也努力去了解地名的由来，这些行为，其实是想透过名字，去理解名字里寄寓的他人的心。

小说里唯一一个没有名字的人物，是一位老妇。

她生活的时代是战争结束后美军部队驻扎韩国的时期，那些部队至今仍然存在。尤其是在美军进驻初期，那些在美军基地周围工作的女性，她们遭受了严重的性剥削。

在那个年代，这些女性被视为“为国家赚取外汇”的重要力量，但与此同时，她们在社会上却饱受歧视与冷遇。社会在需要她们的同时，又深深地蔑视、甚至厌恶她们。

那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残酷的时代。在六七十年代，从事过那样工作的女性们，当时或许过得光鲜，也确实赚过不少钱，但如今，她们的生活如何，韩国社会依然一无所知，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所以我认为，那位老妇的名字，应该由读者自己去寻找，是读者必须亲自去辨认、去命名的。

我一直认为，只要还活着，我们每个人都是“幸存者”。

从根本上说，我始终试着以“我们彼此相连”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在我此刻的“活着”之中，我努力不去遗忘——与此同时，某些人正受伤、正在死去的现实。我尝试带着一种“无论以何种方式都要承担起责任”的心情去看待世界，我也希望能以那样的心情去写小说。

即使那些事情与我眼前的生活并无直接关联，即使种族不同，国籍各异，我也希望能让人感受到，哪怕是一点点，我们依然与世界某处正在发生的悲剧相互联结。

我希望通过文学、哪怕只是通过小说，把这种感觉呈现出来。

我想，那终究是一种“人性”的展现吧。毕竟，如今是一个充满仇恨与憎恶的时代，正因如此，我更希望哪怕只是一点点，也要通过文学去传递那微小的人性之光。

到了三十岁后期，我进入了创作最为活跃的时期。那时我几乎每年都有新书出版，也积极在各类文学期刊上发表短篇小说。

不过那时，我几乎从未写过四十多岁的角色。当然，他们偶尔会作为配角出现，但小说的主角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

转眼间，我创作已经二十二年了。在写作的同时，我也一点一点地老去。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人并不会永远只是在上升。

我曾经全力以赴地写作，也认真地过生活。但在某个时刻，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人生也会迎来下行的阶段。无论是创作的欲望，还是创作的热情，乃至人与人之间的能量、个人情感的起伏，那些曾经汹涌起伏的情绪，我以为它们会一直向上，却发现它们也会慢慢走向下坡路。

与此同时，我笔下的人物也随之一起老去。

我想，这或许与生理年龄密切相关吧。一切似乎都是在下行的轨迹，无论是精力、情感，还是那些属于个人的冲动与热度，我也在无意识地写下这种“下沉时刻”。

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读者，我都努力不去遗忘那份对“人”的深情。那是一种太容易被遗忘、也太容易被丢失的心意，所以我一直努力将它留在心里。

我希望以一种“共情”而非“怜悯”的姿态来写小说。

在看待他人时，怜悯固然珍贵，但在那份情感之外，我想还有更深的东西：在TA身上看见自己的同时，也生出想为TA做点什么的心意。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情”。

因此，当我在小说里描写人物、描写与他人相遇的情境时，当然也会有怜惜与同情的情感，但我更想描写的是，人如何通过他人来照见自己，并在那一刻共享“想要活下去的心”。

所以，我既希望自己能继续活下去，也希望能把那份“想活下去的心”传递给他人。

不过，我的小说并不是建立在“完美的共情”或“彻底的理解”之上。在我的作品里，人物们只是不断努力去理解他人，那种说“我已经完全理解了”的人，是不存在的。

他们总是在努力——可那份理解与共情，也常常以失败告终。

但我相信，即使失败，本身也有其价值。

因为即便共情与理解最终以失败收场，只要那个过程曾真实存在，那段经历本身就足以赋予故事意义。

在描写弱者、少数者时，我并不想单纯地去呈现他们那种“绝对的痛苦”。我更关注的是——那个试图靠近他们的人。

那种既想靠近、又犹豫不前、在矛盾中徘徊的关系，我想描写的是他们之间的距离——时而拉近，时而疏远，又再次靠近的那种反复变化的距离。

因为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潜藏着“弱者”的一面，都存在着相对的少数者、弱者的面貌。在对方身上，我也常常看到自己脆弱的部分。

无论在小说里，还是在生活之外，如果我们都能记得，自己并非拥有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财富、绝对的优越地位。不忘自己也有弱者的面貌，也有遭遇歧视的时刻，我相信，世界就会与现在大不相同。

在写小说时，我也始终抱持这样的想法，不忘记每个角色身上那份属于他们的“少数性”，并让他们在彼此身上看见对方，也看见自己——我想，我所写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在短篇小说《光之护卫》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主人公“班长”把一台相机送给那位同班的女同学。当初送相机的本意很简单，因为那个女孩生活得太艰难了，他想着，如果她能把相机卖掉，哪怕换点钱维持生活也好。

然而那台相机，最终成了远超物质意义的存在：它唤醒了那个女孩“想要拍照”的欲望。从那之后，她走出了房间，重新回到学校，最后成了一名摄影师。

我认为，那就是我所说的“灿烂的瞬间”。

如今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要怎样才能让他人的伤口更深一点？要怎样才能把自己的憎恨更明显地表达出来？”这样的心态正在蔓延。

我常常想，即便只是通过小说，哪怕只是一种微弱的方式，能让某个人重新燃起“想要活下去的心”，或给予TA“继续活下去的契机”，我把那样的时刻，称为“灿烂的瞬间”。

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我还活着，那样的瞬间也会不断出现。

有位读者读完《光之护卫》后对我说：“我回想自己是否也曾让某个人活下去、是否让某个人产生要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可我一时想不起来。所以，我打算去寻找那样的时刻。”

听到这些话时，反而是我自己得到了安慰，也让我生出一种念头：

“不能再虚度此生。”

这是新世相推出的韩女作家系列访谈「她们没有背叛自己的身份」。第三期访谈之后，作家赵南柱、金爱烂的文章和视频会陆续与大家见面。也感谢所有持续关注、与我们一起传播本次韩国女作家访谈系列的朋友和伙伴：韩国文学、GoodbyeLibrary、云中电波。

独家支持：大鱼读品

项目策划：袁灿烂、黄怡、刘辰炜、ss、雨荷

文章编辑：王雪琴

访谈翻译：胡椒筒

文章笔译：杨雪梅

晚祷时刻

这是赵海珍作家接力写下的日记：

“即使我们很久没见，

或者从未真正见过，

却因文学而彼此相知，

被文学的力量连接在一起，

感觉像是微小却巨大的奇迹。”

试着看见自己，

试着关照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