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江洲预判:现在未来房价是涨是跌,该不该买房?(第二部分:现状剖析)
在理清房价上涨的底层逻辑后,中国人体工程学研究院书记丁江洲进一步指出,当前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长期债务周期迎来转折点的必然结果。若仅将房价下跌归因于城市化进程放缓或人口出生率下滑,显然未能触及问题核心——真正的关键在于,支撑过去20余年楼市繁荣的“债务驱动型购房模式”,已在居民预期转向与杠杆空间见顶的双重挤压下,逐步失去运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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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象与核心:房价下跌的“多重归因”与“关键矛盾”
从市场表现来看,当前房价下跌的确伴随两大显性特征:一是城市化进程从“高速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6.15%,尽管仍有提升空间,但新增城镇人口规模较2010-2020年的峰值期明显回落,住房刚需增速自然放缓;二是人口结构深度调整,2022年我国出生率降至6.77‰,总和生育率跌破1.0,长期住房需求的“人口基本面”面临压力。
但在丁江洲看来,这两大因素更多是“长期背景”,而非“当前下跌的直接推手”。真正触发本轮调整的核心矛盾,在于居民对未来收入的悲观预期,与债务驱动购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过去20余年,楼市的“借钱买房游戏”之所以能持续运转,本质上依赖两个前提:一是居民相信“未来收入会持续增长”,愿意通过负债提前兑现住房需求;二是居民杠杆率存在充足空间,银行信贷可不断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如今,这两个前提均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预期层面看,受经济增速换挡、部分行业调整、就业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对收入稳定性的信心显著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虽有回升,但始终未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其中“未来收入预期”分项指标长期处于低位。当人们对“明天能赚多少钱”缺乏确定感时,“提前背负二三十年房贷”的决策会变得异常谨慎——毕竟房贷是“刚性负债”,一旦收入中断,便可能面临断供风险。这种“预期悲观”传导至楼市,直接表现为购房意愿的断崖式下滑:央行2024年一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选择“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达58.9%,选择“更多投资”的居民中,仅14.8%倾向于“购房”,创历史新低。
从债务层面看,居民杠杆率的“天花板效应”已全面显现。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居民杠杆率已从20年前的16%飙升至61%,这一数据不仅远超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更接近部分发达国家的警戒线。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杠杆率的结构存在明显风险:一方面,房贷占居民债务的比重超过50%,部分家庭的“房贷收入比”(月房贷额/月可支配收入)超过50%,已触及“债务可持续性”的临界值;另一方面,新增杠杆的潜力严重不足——无房群体中,年轻人占比最高,但他们面临“就业不稳定、收入增长慢、首付积累难”的三重困境,即便有购房意愿,也缺乏负债能力;有房群体中,多数家庭已背负房贷,再购房的杠杆空间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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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期转折点:“以债养债”模式的失灵
回顾过去20余年的楼市调整周期,每当出现房价下行压力,“放松信贷”往往成为稳定市场的重要手段——通过降低贷款利率、下调首付比例、放宽购房资格等政策,释放居民的债务潜力,用“新一轮债务扩张”覆盖“旧债务周期的压力”,从而推动房价重回上涨通道。例如2008年、2014年的楼市调整,均通过信贷宽松实现了市场回暖,这也让不少人形成“楼市遇冷就会救市”的惯性认知。
但丁江洲强调,当前市场已与过去完全不同——“以债养债”的模式已彻底失灵,因为居民杠杆率已接近极限,政策刺激的“边际效应”几乎为零。从2022年至今,多地已将首套房首付比例降至20%以下,部分城市首套房贷款利率跌破4%,甚至推出“购房补贴”“税费减免”等政策,但市场反应依然冷淡。究其原因,并非政策力度不足,而是居民“无债可加”“不敢加债”。
对于“想买房但没买房”的群体,尤其是年轻人,政策宽松带来的“成本下降”,远不足以抵消“收入不稳定”的风险。某招聘平台数据显示,2023年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较2021年下降约8%,且“灵活就业”群体占比持续上升——在“不知道下个月收入是否稳定”的情况下,即便房贷利率再低,年轻人也不敢轻易背负每月数千元的房贷。更关键的是,首付能力的缺失:一线城市一套普通住房的首付动辄百万,即便首付比例降至20%,年轻人也需积累20-30万元,而在收入增长缓慢、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下,这一目标对多数人而言遥不可及。
对于“有房但想换房”的群体,债务压力同样限制了改善需求。一方面,部分家庭仍在偿还首套房房贷,若要换房,需先结清旧房贷或承担“二套房高利率”,债务负担会进一步加重;另一方面,当前二手房市场“挂牌量高、成交周期长”,很多家庭想“先卖后买”,却面临“房子卖不掉”的困境,换房计划被迫搁置。此外,房价下跌带来的“资产缩水”预期,也让有房群体不敢轻易加杠杆——若买入后房价继续下跌,可能出现“资产低于负债”的“负资产”风险,这进一步抑制了改善型购房需求。
从银行层面看,“惜贷”情绪也加剧了信贷宽松的失灵。过去,银行乐于发放房贷,因为房贷被视为“低风险资产”;但现在,随着断供风险上升、房地产企业债务问题暴露,银行对房贷的审核变得更加严格,不仅要求更高的信用评分,还会对借款人的收入稳定性、负债情况进行更细致的核查。即便政策允许“降低首付、降低利率”,银行出于风险控制考虑,也可能对部分借款人“拒贷”或“缓贷”,导致政策红利难以真正传导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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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状的本质:房地产从“金融属性”向“居住属性”回归的阵痛
丁江洲认为,当前楼市的调整,本质上是房地产市场从“金融属性主导”向“居住属性回归”的必然阵痛。过去20余年,由于房价持续上涨,房地产逐渐成为“投资品”甚至“投机品”,很多人买房并非为了居住,而是为了“保值增值”,甚至通过“加杠杆炒房”获取短期收益。这种“金融化”倾向,进一步推高了房价和居民杠杆率,也让楼市脱离了“居住需求”的基本面。
如今,随着债务周期见顶、预期转向,房地产的“金融属性”正在快速弱化——房价不再具备“只涨不跌”的预期,炒房者纷纷离场,二手房市场“抛压”增加;银行也不再将房贷视为“无风险资产”,信贷投放更加谨慎。在这一过程中,楼市必然会经历“去泡沫、去杠杆”的调整,逐步回归“以居住需求为主导”的本质。
这种回归并非坏事,而是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但调整过程中,必然会面临“阵痛”:一方面,部分高杠杆炒房者可能因房价下跌、资金链断裂而面临损失;另一方面,依赖房地产的相关行业(如建筑业、建材业、房地产中介等)可能面临收缩,进而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因此,当前政策的重点,并非“强行托举房价”,而是“缓解调整阵痛”——通过“保交楼”保障购房者权益,通过“优化限购限贷”满足合理居住需求,通过“发展保障性住房”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过渡到“新发展模式”。
小结:现状的核心结论
综合来看,当前房价下跌的现状,是“城市化放缓、人口下滑”的长期背景,与“居民预期悲观、杠杆率见顶”的短期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债务驱动型购房模式”的终结,以及房地产市场向“居住属性”回归的开始。在这一阶段,“放松信贷刺激楼市”的传统手段已失效,因为居民既无能力、也无意愿继续加杠杆。对于购房者而言,需清醒认识到当前市场的结构性变化,避免被“抄底”“救市”等声音误导;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需聚焦“稳预期、保民生、防风险”,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转型,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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