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大喜,亲自过问皇后的衣食住行。次年元宵节,乾隆帝破例没去圆明园,而是留在宫中和有孕在身的皇后一起观看烟火。四月,皇后诞下皇七子,乾隆帝为他取名永琮。永琮的出生,让富察皇后精神焕发。他跟随乾隆帝巡幸山西,参加木兰围猎,展现了一代皇后的风姿。然而,命运并没有眷顾富察氏。她的儿子永琮不到两岁,又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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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琮之死,对于富察氏来说,又是一次无情的打击。这一次,远比永琏之死更让她致命,以至于她从此再未振作起来。虽然乾隆帝极力安慰皇后,但富察氏最多只是强颜欢笑,尽皇后本分,再无之前的光风霁月。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帝带皇后东巡,登泰山。在泰山行宫,富察氏病倒了。为照顾皇后,乾隆帝下旨在济南小住,为皇后养病。富察氏为了不耽误乾隆帝的行程,催促他回京。回京的路上,路过德州时,皇后病逝于德州御舟上。
乾隆帝深为哀恸,为其亲定谥号“孝贤”,作《述悲赋》悼之。“孝”是清代皇后都有的谥号,但“贤”却是乾隆帝对富察氏的最高认可。乾隆帝对孝贤皇后的丧仪尤为重视,对内外人员的态度也尤为敏感。关于皇后的丧仪,康熙帝曾有明确的规定:为避免耽误各地官员的政务,各省官员不必举哀。在此之前皇后(太后)病逝,均循此例。然而,乾隆帝人没到京城,就给内阁下旨:各省文武官员从奉到谕旨之日为始,摘除冠上的红缨,齐集公所。哭临三日,百日内不准剃头,持服穿孝的二十七天内,停止音乐嫁娶。一般军民,则摘冠缨七日,在此期间,亦不嫁娶,不作乐。天下臣民皆为皇后服丧,清朝仅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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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的长子、大阿哥永璜在迎丧时没有哭天嚎地,乾隆帝认为他不够伤心,怒骂永璜“不孝”。与永璜一起被问责的,还有三阿哥永璋(当时才13岁)。翰林院掌院学士阿克敦因在给富察皇后写祭文时,误把皇后写成了太后。乾隆帝大怒,将阿克敦交由刑部议罪。刑部没有判阿克敦死刑,乾隆帝将刑部两位尚书、四位侍郎全部革职。乾隆帝认为,光禄寺给富察皇后准备祭品的桌面不够洁净,该寺大小官员被降级。工部给富察皇后准备的宝册不够精美,工部尚书革职留任。河道总督周学健、湖广总督塞楞额、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因在百日内剃头,分别被乾隆帝下旨赐死、赐自尽、抄家、革职。
各地的督抚没有主动奏请入京奔丧的,官降二级,革去军功。凡是参加葬礼,没有提前到达的,被降级。据不完全统计,因富察皇后的去世,以各种理由被乾隆帝问责之人达300多。其中,被杀者有70余人。著名传教士刘松龄曾说:富察皇后的去世,引发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乾隆帝对百官由初期的“宽”变成了“严”,其统治作风,从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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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富察皇后奉安胜水峪裕陵地宫。经嘉庆、道光两朝加谥,全谥为孝贤诚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顺辅天昌圣纯皇后(简称孝贤纯皇后)。乾隆帝保留了富察皇后所居住的寝宫,以表哀思。皇三女固伦和敬公主是富察皇后在世的唯一血脉。在准噶尔之战中,公主的丈夫犯罪,按律当斩。乾隆帝不忍让女儿守寡,赦免了额驸的死罪。富察皇后去世的次年夏天,乾隆帝来到富察氏居住的长春仙馆,凭栏独望,触景伤怀,感慨“同观人去遥,玉轮依旧朗”。乾隆帝几乎每年都去陵前看望“富察皇后”。每有大事,都和“富察皇后”说一声。因富察皇后病于济南,乾隆帝后来四过济南而不入。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60岁的乾隆帝再次来到裕陵地宫,他对“富察皇后”说:“六旬我独庆,百世汝称贤。”乾隆六十年(1795年),85岁乾隆帝最后一次来到裕陵地宫,对着富察皇后的梓棺,酹酒三杯,感叹着说:“齐年率归室,乔寿有何欢?”这时,富察皇后已去世47年,而乾隆帝仍然对她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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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乾隆帝与富察皇后嫂子的私情
乾隆帝与富察皇后嫂子瓜尔佳氏的私情,正史没有记载,野史上却议论纷纷。据《清朝野史大观》卷一载:圆明园竣工后,乾隆帝下旨:从后妃以下,凡公主、宗室、命妇以及近属,都准入园内游乐。在游幸的人群中,乾隆帝被一名美少妇所吸引。只见她鸭蛋脸、柳叶眉,面若桃花,肤如凝脂。她粉腮上的两个酒窝和鬓边插着的红花,更让她艳压群芳,令乾隆帝魂不守舍。在随意闲游时,两人眉目传情,互生爱意。事后,乾隆帝得知她是自己的小 舅子、内大臣傅恒的嫡妻,富察皇后的嫂子瓜尔佳氏,竟害起了相思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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