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9年,苏轼被贬到黄州。初到之时,他寄居定惠院,昼伏夜出,羞于见人。心情不好打壶酒来喝,却不敢尽兴,生怕酒后失言。
但是没过多久,苏轼就开启了“布衣芒履,出入阡陌”,四处逍遥的生活。他甚至还在袖子里揣着石子,时不时到江边和人比赛打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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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乌台诗案”的重大打击之后,这位九死一生的大文豪,究竟是如何走出人生阴霾的?这个答案,或许就藏在他黄州时期创作的一首《满庭芳》里。
一、《满庭芳·蜗角虚名》赏析
《满庭芳·蜗角虚名》——北宋·苏轼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开篇“蜗角虚名”一句,与白居易《对酒·其二》中的“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同是出于《庄子·则阳》的典故。
典故讽刺的是人类为了名利斗得你死我活,殊不知从宇宙的尺度来看,这些行为就像在蜗牛触角上抢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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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们争夺的利益,其实也不过苍蝇脑袋那么丁点儿大。为此机关算尽,甚至搭上性命,实在不值当。
按照佛家的说法,一个人的富贵穷通,冥冥中自有定数。而强弱之分,在道家看来也是相互转化的,没有绝对(道家有“柔弱胜刚强”“以柔克刚”之说)。
参透这个道理,你就会明白争强好胜毫无意义。人生不过数十寒暑,何不趁着未老之时,挣脱束缚,活得放纵些、潇洒一些。
仔细想想,人生能有多少好光景?古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我们的生命,大半都被风雨忧愁占据。时光如此珍贵,何必浪费在与人争辩是非上呢?
那么,我们往后余生该怎么过呢?自然是“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的生活多美好啊,且饮千杯美酒,再高歌一曲《满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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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与王维《终南别业》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二句,那份随遇而安的禅意可谓异曲同工。
明代潘游龙《精选古今诗余醉》评价此词:“坡老此篇专在唤醒俗人,故不着一深语。”他说这首词浅显易懂,专为点醒世人而作。
不过毕竟是古词,今人读来未必觉得浅显。所以还得解释一下,苏轼在这首《满庭芳》里到底说了什么,又提出了哪些人生智慧。
二、苏轼《满庭芳》中的智慧
苏轼在词中融汇佛、道二家的思想,给出了摆脱人生困境的良方。首先,他搬出了道家的“躺平许可证”。“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一句,简直就是老子“柔弱胜刚强”的白话版。
苏轼年少时在眉山就接触过道家思想,读《庄子》时曾经感叹“得吾心矣”。等贬谪黄州时,对道家的领悟就更透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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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认为,人始终活在“道”的法则之下。就像日月更替、四季轮回,个人根本无法改变。与人争强斗胜更是徒劳,因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强弱本就是相对的。
你强,是因为有人比你弱;你弱,是因为有人比你强。而“物极必反”,强到极点就会转弱,反之亦然。就像北宋朝堂的“新旧党争”。“乌台诗案”时新党得势,旧党遭贬,苏轼被流放。
后来宋哲宗即位,旧党翻身,新党失势,苏轼又被召回。可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时的胜负又有什么意义?
在黄州谪居的那段的日子里,苏轼就把这种看透世事的智慧化作了实践。他在城郊开荒种地,并自称“东坡居士”,每天和儿子一起扛着锄头进行劳作。
这位曾经的翰林学士,现在也会为自己种 的萝卜长得水灵而欣喜若狂。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得意地写道:“某在东坡种稻,一熟得米二十石,皆香滑如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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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加值得一提的,还是苏轼在那段时间发明了一道名菜——“东坡肉”。把猪肉切成方块,慢火少水,待它自熟。
苏轼笑着说:“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些事例,都证明了苏轼当时是如何实践自己的哲学思想的。
所以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世上强弱是无常的,又何必较那个劲呢?不如看淡名利、胜负,自己变着花样好好地生活。
其次,苏轼在这首词里还给人们奉上了一段禅宗的“心灵按摩”。与一般理解的佛教不同,中国禅宗讲究“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禅宗认为修行不必向外求佛,而要向内找寻真谛,所以“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禅宗语录》记载道悟禅师“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思想,苏轼将其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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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便有了“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的洒脱。苏轼在安国寺闭关,“焚香默坐,物我相忘”,终于悟到:“与其纠结是非,不如醉眼看世界。”
最后,在佛道两家思想的共同启发下,苏轼给出了解决人生困境的具体方案:亲近自然,享受生活。以青苔为席,以云霞为帐,幕天席地,与自然融为一体。
“千钟美酒”一句,看似是道家的逍遥做派,实则暗含了《论语》“乐以忘忧”的思想。这让人想起李白《将进酒》中“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迈,都是用夸张手法展现作者的洒脱情怀。
那么,苏轼整首词揭示的摆脱困境、获得快乐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就是:看淡名利,随心而活。
结语
其实苏轼这种思想,与近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有不谋而合之处。比如词中“事皆前定”的说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哲学中的“虚无主义”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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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生的遭遇都是命中注定,那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拼命争抢最后还是徒劳,竹篮打水一场空。面对这种处境,人心该如何安放?
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诗意栖居”的构想,主张通过艺术欣赏、人际交流来超越虚无,在生命过程中发现意义。
加缪则倡导“有限度的反抗”,像神话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在注定的命运中享受过程。但苏轼提出类似观点,比他们早了整整九百年。
在这个“内卷”的时代,我们或许学不来苏轼的才华,但是可以借鉴他的心态:把KPI当作“蜗角虚名”,太较真你就输了。
这样既能学习王维“看云”的淡泊,也能效仿苏轼“喝酒”的豪迈,既要亲近自然,也要享受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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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命运的无常,加缪说:“在隆冬时节,我终于发现,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而我们的东坡居士则会说:“夏天?就在江南的酒壶里,想喝就自己倒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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