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硅谷做课程设计，我见过教育如何被算法改写

图源：封面图片由AI生成

教育，正在变成一门可迭代的产品。

在硅谷，学习被量化，教学被建模，教师被算法化。一切精确又高效。

27岁的李熙晨是一名STEM课程设计师，她每季度要为中小学开发新的学习模块，流程、测试、反馈、复盘，像在更新一款教育应用。她见过教育如何在算法的逻辑中被一步步拆解、重组，也见过人如何在这套系统里慢慢隐身。

这是一个年轻教育者在硅谷的工作日记，也是一场关于“教育是否还能以人为中心”的追问。

一、课程即产品

李熙晨在硅谷做课程设计。

每两个月，她都要交付一个新的项目制学习单元，时长十五小时，内容涵盖科学、工程、艺术与数学。

她所在的公司已有三十年的历史，在美国积累了大量课程产品和合作学校。她的工作被拆解成精确的流程：需求调研、教具测试、版本修订、师训设计。成果需要在团队内部先行试用，再进入小规模运行。每一个节点都要被记录、度量、优化。教育，被做成产品。

在公司，一堂课的诞生更像一场产品发布会。课程设计师是开发者，教师是用户，学生是样本。每个环节都讲求可追踪、可量化、可复盘，仿佛一款不断更新的应用程序。

“创业精神是这里的底色。”有一次，公司请来一位合作多年的美国教师分享经验。那位老师已运营学校里的STEM Lab十余年，他说，自己最遗憾的是花了十年才明白，STEM实验室不是教室，而是一家创业公司；孩子不是学生，而是项目上的员工。

李熙晨听到这句话时，心里一震。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每天构建的，不仅是一堂课，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模型。学习，从来不是一种记忆力，而是一种建构力。

最近几周，她正准备为一、二年级教师做机器人课程师训，这已是她设计的第三套机器人课。作为华人课程设计师，她常根据教学需求选购国内外教具，Makeblock、DFRobot等国产开源硬件，也常被她放入评估列表中。她喜欢混用材料，让课堂保持一点不确定性。她知道，这种灵活性在标准化流程中显得多余，但也许正是它，让学习保持人味。

身为课程设计团队成员，李熙晨主要与美国中小学的科创教师打交道。她常与同事驱车前往各州教育科技市集，寻找课研灵感与材料。在Mendocino艺术中心的集市上，她曾结识一位做植物印染的艺术家。那位艺术家独立运营一个花园，用拓印工艺将植物图案印到T恤、袜子、包包上。拓印并不难，但要让这项创意成为一门课程，却需要系统性的教学设计支撑，那正是李熙晨日常思考的事情。

课余，她偶尔会去硅谷创客中心的“修东西工作坊”。有一次，她带着一把坏掉的雨伞去修，老老少少三位工程师围着伞柄诊断、推演、改造内部结构。那是她久违的心流时刻，时间静止，注意力被完全吸走。

后来她才了解到，那些修伞的工程师中，有的是苹果公司研究员，有的是计算机系的博士。修电子设备是他们的爱好，还比如修电饭煲、修手机、焊电路。

修完伞后，她忽然意识到：真正的学习，也许就像修伞，不是为了完美结果，而是那种全神贯注的当下。

硅谷的“修东西工作坊”

她常想，如果课堂也能让学生体验到这种“修伞式的学习”，教育也许会更有生命力。在她的日常工作中，这种体验，正被一种更高效、更可复制的逻辑所替代。

二、标准答案的崩塌

有时，李熙晨在调试机器人课程的代码逻辑时，会忽然想起自己上大学时的一场讨论。

那年，她十八岁，坐在香港大学的面试教室里，十几位学生围坐一圈，考官提出的问题是——“人应不应该上大学？”

十五分钟内，几乎所有人达成一致：大学不是唯一的道路，职业学校、双轨制教育都值得尝试。轮到她发言时，李熙晨沉默了几秒，说：“教育选择是一个社会系统的文化问题。”

这句话让教授微微一笑，也让她第一次意识到：教育从来不只是个人选择，而是社会结构的映照。

李熙晨出生在苏州，母亲是一名语文老师。小时候，她常看母亲在课本边缘做批注，每页都有红蓝铅笔交错的符号。

她不记得自己何时开始对“教学”感兴趣，只记得上中学时，喜欢在课间给同学讲题，大家都说她“讲得比老师还清楚”。那时，她隐约觉得，自己或许有一点教的天赋。

2016年，她以高考成绩申请香港大学历史系。进入港大后，她发现自己读的是一个极小众的专业——现代历史与经济双学位，班里只有两三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课堂上没有标准答案，所有的讨论都以“为什么”开头。她第一次被要求阅读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立场的史料，研究鸦片战争的多种叙述方式。刚开始，她仍习惯性地去寻找结论：谁对谁错、因果何在。但很快，她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片模糊地带，每一份文献都指向另一种解释，每一个结论都在下一个问题中被推翻。

多语言文字的阅读给她带来全新的角度。她开始意识到，那些此前背诵的“标准答案”，实质上仍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从哪个角度去看？基于何种立场去解读？都会有不同的答案。当学习者下意识地接受“唯一正确”时，就会忘记去思考，忘了去追问为什么。

毕业答辩那天，教授和四位学生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像平常上课那样讨论、质疑、追问。如果没有充足的阅读储备，就无法跟上对话的节奏。那种“被逼着思考”的状态，让她第一次体会到学习的重量，它不是记忆的堆积，而是思想的生成。

那段时间，她常常在图书馆坐到深夜。桌上堆满不同语言的历史书，脑海里却不断响起同一个念头：“也许真正的学习，不是找到答案，而是不断丢掉旧的答案。”

在国际学习科学学会做分享

多年以后，当她在硅谷设计课程时，常常会感到一种反差。系统要求她预设学习路径、设置唯一解、量化结果；而她心底仍记得那场面试上说过的话：教育，是一种文化的复杂系统。只不过这一次，她站在了系统的另一端，也必须学会与系统共处。

三、教育的高门槛

李熙晨毕业后入职了一家头部战略咨询公司。那段时间，她学习如何从投资的角度去观察一家教育科技公司的产品、市场潜力和未来可能性。

很快，2021年夏天，教育行业经历了剧烈震荡。

李熙晨所在的咨询公司教育组被整体解散。一纸文件，让几个月的研究与预测在一夜之间失效。奔腾向前的溪流撞上突现的巨石，纷纷碎成泡沫。

那天，她看着屏幕上闪烁的通告，心里一片空白。那些密密麻麻的数据、模型、分析图表，在现实面前全都失去了意义。她第一次感到行业的虚无，知识与逻辑，可以如此脆弱。

那一年，她选择离开，进入一段意外的空白期。有人称之为Gap Year，她更愿意叫它“重新靠近”。

一次偶然的邀请，她去一家研学机构带夏令营。那是她第一次真正面对学生，不再是调查问卷里的“目标用户”，而是一张张有情绪、有呼吸的脸。

营地设在一个闹市区，一栋民宿被改成活动中心。白天，高中生们分组做街访、专家访谈；晚上，他们在会客厅做案头调研、做复盘、写报告，直到夜色一点点降下来。李熙晨喜欢看他们抓耳挠腮、整理采访稿、讨论材料的样子。学习的真正模样，也许就藏在这种混乱而热烈的过程里。

有一节项目制学习课，小组合作。一个小组进度滞后，她出于效率考虑加入进去，很自然地为每个学生分配任务。几天后，她发现有个女孩没有按计划推进，下意识问了一句：“你在做什么？”

女孩愣了一下，小声说：“我不知道。”那句“我不知道”，她原以为只是敷衍。直到几个小时后，助教告诉她，那个孩子哭着去投诉，说老师“当众攻击她”。

傍晚，她在活动中心一隅找到她。太阳快落山了，草地的阴影一点点向东移动。她蹲下来，郑重地对孩子说：“对不起，我不该那样问你。”那是她第一次在教学现场承认错误。

女孩听完后哭得更厉害。她说自己其实很想做好，只是太紧张、太不知所措。他们坐在草地上聊了很久。李熙晨才发现，教育的关键，不是纠正，而是让人感觉安全。

那次夏令营结束后，她对“教育”这件事有了全新的理解。在她看来，教育不是低门槛的热情，而是高门槛的专业。一个教育者必须有能力面对自己的错误，知道如何在失误中修复关系。

她也想到，自己过去在行业里见过太多“完美老师”，他们以不出错为荣，却因此失去了倾听的能力。她暗暗告诉自己：不能成为那样的人。

离开营地前的那晚，学生们送给她自制的明信片，上面是调研中拍下的街头光影，被滤镜调成温柔的色调。她在背面写道：

“谢谢你，让我记起该如何道歉。”

不久，她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科技硕士，希望从理论与实践的交界处，重新理解“学习”这件事。

后来她常说，那次道歉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它让她第一次意识到，教育的门槛，不在知识的高低，而在能否让一个孩子相信：他被看见、被理解、被允许犯错。

四、人在场中央

哥伦比亚大学的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echnologies Lab，是李熙晨重新理解教育的起点。

实验室的授课教授Paulo Blikstein，被称为建构主义的旗帜人物。每到周三，她都要在这栋位于百老汇大道尽头的老楼里待上一整天。上午研读理论，下午走进创客中心。

那是一间堆满材料与机器的空间，切木板的声音、焊枪的火光、激光切割的气味交织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木屑味与烫胶味。每一次启动设备，都像在唤醒一场小小的创造仪式。学习在这里变得有形、有温度、有声音。

期中作业的要求出人意料。每位学生必须为一个十岁以下的孩子设计一件独一无二的教具。那是一个只为“一个人”而做的教育实验：去理解一个真实的孩子，并为他量身建构一段学习体验。

李熙晨联系到一个纽约家庭。那个三年级的小女孩喜欢Hello Kitty里的粉色兔子Melody，为它画过整本漫画，还做过定格动画。她希望Melody能有更多故事和“真实存在”的形态。

Melody玩具项目作品集

李熙晨和几位同学组建“Melody 小组”，用不同材料与技术把那只兔子重新“造”出来：3D 打印、激光切割、布艺、木工、AR 影像……他们反复试验比例、材质和结构，还做了一个“魔法盒子”：只要打开，就能看到不同版本的 Melody，有的在发光，有的能动，有的只是安静地坐着。

她记得孩子拿到作品的那一刻，先是愣住，随即大笑着喊出一句：“今天比在迪士尼还开心！”那笑声像一阵风，吹散了她心底那些关于‘效率’与‘标准化’的信条。

李熙晨忽然明白，教育科技的意义不在算法，也不在工具，而在于重新点燃孩子的创造力，让人重新相信自己能做些什么。

她把那次实验拍成短片，取名《学习的礼物》。在影片最后，她写下了一行字幕：“Learning is a gift we build together.”学习，是我们共同建造的礼物。

后来，她去纽约一家社区创客空间做志愿教师。那里几乎不用成套教具，所有材料都来自废旧杂志、矿泉水瓶盖、纸板和胶带。她第一次见到所谓“纸张工程课”：孩子们用杂志页卷成吸管，搭起能承重几公斤的桥梁。那些被丢弃的纸片，在他们手里成了新的世界。

她发现，限制反而能激发创造。项目越简单，可能性越多。教育的价值，不在资源多寡，而在让孩子相信自己能“造出点什么”。

那段时间，她重新整理自己对教育科技的理解。技术与工具从未消失，它们只是退回到该退的位置。李熙晨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只要有人在场，教育就不会被替代。”

五、算法的边界

硕士第二年，李熙晨在纽约公立学校任学生教师。她负责五年级的媒体素养课，一门几乎没有固定教材的课程。

没有标准内容，也没有统一的教学方式，只要能让孩子理解“信息”与“表达”，一切形式都被允许。

学生们分组拍纪录片、采访校长和教职工，最后在学校的Film Festival上放映。那天，灯光昏暗，屏幕反射着微光，孩子们坐在台下，看着自己拍的影片，笑声此起彼伏。

李熙晨记得那一刻，她突然有一种极深的平静。教育的意义，也许就是让孩子看到“自己能看见的世界”。

但现实并不全然浪漫。她所在的班级有二十五个孩子，大多数来自移民家庭，英语不流利，文化差异巨大。班主任用近乎军训的口令维持秩序：“让所有人做一样的事，才能管得住。”

那堂课后，有个学生想留下来继续剪片，被班主任严厉制止：“现在是放学时间，规则不能例外。”李熙晨看着他失落地收起电脑，忽然感到一种熟悉的窒息。当教育被“控制”取代，它就失去了呼吸。

一个冬天，她参加了一次中国乡村教育的公益调研。在山里，她看到另一种课堂。没有屏幕，也没有算法。

老师带孩子用废旧木料搭风车，用旧电视壳改造成显微镜。他们把这种精神叫“苔米精神”，像米一样微小，也要像苔花一样尽力绽放。李熙晨默默记下这句话。她知道，真正的教育往往不在体系里，而在裂缝中。

回到城市后，她组建了一个线上学习社群，连接中美两地的教师与家庭，让不同地区的教育者交流案例、分享课程。

她常被问到：“AI来了，孩子是不是可以不用去学校了？”她总是摇头。她见过 AI 如何进入课堂——精准、迅速、冷静。也见过它如何让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慢慢退化成用户与系统的关系。

她并不拒绝 AI，只是不再盲信。在她看来，教育科技的危险从不是“错误使用”，而是“太完美的使用”。当算法能预测学生的每一步，学习就失去了偶然性。而偶然，正是教育最珍贵的部分。

在哥大创客中心做丝网印刷

她喜欢引用麻省理工学院Media Lab教授Mitchel Resnick的话：“AI 教育的最大问题，不是智能不够，而是人太少。”Resnick提醒教育者，真正的学习需要模糊、需要情绪、需要人际连接，那些是算法无法被训练出的能力。

在每次讲座的结尾，李熙晨都会问听众：“是学生在控制 AI，还是 AI 在控制学生？”那问题没有答案。但她知道自己要做的事。在被技术重塑的教育体系里，为“人”留下空间。

有时，她会想起哥大实验室里那个粉色的 Melody 盒子。那是她送给一个孩子的礼物，也是送给自己的提醒。教育的意义，从来不是被算法优化的过程，而是人重新被看见的过程。

教育的未来，在每一个愿意“看见”的教育者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