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用一首诗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知识分子的良心

盛唐诗坛——高适（二）

拜迎长官心欲碎，

鞭挞黎庶令人悲。

01

749年，唐玄宗下诏开制举有道科。

时任宋州刺史的张九皋十分欣赏高适的才华，便将这个珍贵的举荐名额给了他。年界五十，穷困潦倒的高适倒也也没有辜负张九皋的赏识，不光在殿试中PK掉了上千名竞争对手，一举登科，还解褐授官，拿到了心心念念数十年的大唐公务员的offer。

高适能当上这个从八品的封丘县尉，当真是不容易。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唐朝的制举制度。

制举则是临时举办的考试。往往由皇帝临时立定名目，考试时间和内容也由皇帝定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独属于天子的一种特殊的人才选拔权利。在唐朝诸多科举考试中，只有制举有资格进行殿试。因而只有通过“制科”的考生，才算是真正的天子门生。

制举为了广泛选拔更多的特殊人才，没有固定的选拔对象，其科目涵盖军事、文词、经术、玄道等。

制举的参选基础也比较宽泛，白衣士子，有出身但没有通过吏部铨选的前进士，通过吏部关试等待朝廷派职的新旧进士，任期已满停官守选的前资官，以及在职六品以下官吏均可以参加考试，所以制举的起步就比进士举高多了。

更何况，要想参加制举也不是那么简单，它还需要有一道由州府长官或朝官出具的“表荐”。虽然制举诏令下达的时候，皇帝们常常会令人才自荐，但终唐一世，真正能够自荐入举者屈指可数。

说白了，但凡能参加制举考试的，不是有实力的，就是有来头的。

02

我们再来看看封丘县尉这个职务。

按唐制，县级政权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七个等级。京城所在地为赤县，京兆、河南、太原所辖为畿县，其余五等则根据人口、地理位置是否为要冲区分。至开元十八年，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的为下县。

高适任职的封丘县属于紧县，已然属于比较好的去处了。

是以，他在赴任之时意气风发，高唱“幸逢明盛多招隐，高山大泽征求尽。此时亦得辞渔樵，青袍裹身荷圣朝”。对于即将知天命的高适来说，这一纸薄薄的任书，不仅仅是五十年砥砺前行的回报，也不仅仅是青袍加身的荣耀，更是承载了他一生的理想和志气。

对于未来，他一定有过更为美好的憧憬。

所以当好友李颀以诗“小县情未惬，折腰君莫辞”（《赠别高三十五》）相赠时，他一笑了之。

03

谁曾想一语成谶，他最终还是接受不了“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不堪，回归到“躬耕田亩”的现实，像陶渊明一般，试图用清贫寥落换得一个“人生自在”。

《封丘作》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且迟回。

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这是高达夫的名篇。

全诗语势生动自然，结构连贯严整，层次分明，散句与偶句间互为用，颇具跌宕回旋之妙。

虽然封丘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县邑，他还是期待自己能够有所作为。可谁知道小小的县衙也有这般复杂的人事学问，在现实和理想的剧烈落差中，他的满腔悲慨脱口而出：“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更为可悲的是，他满心忧愤回家争取“同盟”，却不料反遭妻儿奚落，责怪他大惊小怪、不合时宜。

04

高适就是高适。

在现实和理想的博弈中，他勇敢选择回归初心。“转忆陶潜归去来”既是他对现实的妥协，也是他对命运利落的对抗。

抛开诗歌的技巧不说，就仅凭言辞间那般忧戚而不绝望的强烈情感，强言放达之中饱含着的对民间疾苦的眷眷关注之心，以及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气节。就足以使此诗既具历史的广度，又达现实的深度，而成为“浑灏流转”（清末赵熙评语）的千古佳构。

当然，这样的气节数百年前的陶渊明有过，与高适同时代的李白也有过。

大家都说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完成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伟大的一次转身，在政治权威与内在生命价值的平衡之间，寻求到了全新的道德自我发现；而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更被誉为封建士人们精神解放的典范，说他为士大夫们寻求到了更高一级的“自我认同”。

在我看来，就高适的诗歌价值而言，与陶渊明和李白一般无二的气节固然可敬，更值得一提的却是深刻和尖锐的现实批判，以及隐匿于批判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悲悯情怀。

封丘尉是象征，也是隐喻，早已突破了“州县从来有瑕疵”的政治狭隘。它既是高适匡时济世的天下胸怀和铮铮作响的士人风骨，也是高适为生民立命的的悲悯情怀，更是高达夫勇于揭露现实的良知和自持。

05

在建功立业的野心里走火入魔的高适，素将王霸大略奉为圭臬，所以孔孟经典、卫霍高节都是他诗歌中的常客。细细读来，便会发现他的诗歌在尚情主景、雍容豪迈的盛唐诗风中，呈现出独树一帜的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热热闹闹的盛唐诗坛，高适的作品实与盛唐大别，也与时辈不同。

他在烈烈锦绣里，看到权贵们的骄矜和腐朽：

邈然在云霄，宁肯更沦踬？——《效古赠崔二》

也在一派和顺的边关序曲里，感知到了不和谐：

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蓟门行五首》之二

更在无情的自然灾害面前，洞悉了老农们的悲哀宿命：

农夫无倚着，野老生殷忧。——《东平路中遇大水》

他的250多首诗歌，无论边塞、怀古、行役，还是送别、投赠、酬和，都非常重视内容的充实饱满和真情实感的倾泻，尤其是对社会各方面层次矛盾的揭示与担忧，以及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愤慨的发抒。

06

当然，这样的现实批判诗圣的作品里更多，但高适和杜甫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同样看清了大唐的沉疴和顽疾，杜甫选择以痛斥怒其不幸哀其不争来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崇高理想；而高适，则表现出了强烈的内化和反省意识，他始终将自己视为王朝的一份子，并把革除这些弊政当做自己当仁不让的责任和担当。

“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是他面对这些社会问题所作出的积极应对，也是他不同于杜甫的独属于政治家的风骨。

如果说“风骨”仅是指乐观向上、功名得遂的歌吟，或是描写边塞军旅生活的豪放、激昂，那就未免太低估高适的“风骨”了。

私以为，以高适为代表的盛唐诗人们的“风骨”，既有与建安诗人们一脉相承的意气襟怀，亦有建安时代那种宦途蹇迫、功业难就的梗慨悲凉。更为难能可贵的，则是他们融汉魏风骨于时代精神的使命担当，以及从不退却的悲悯情怀。

只不过以功业为始终的高适，用个体独有的肝胆和胸臆，将这份悲悯情怀，发为耿耿之气，凛凛之骨。

而高适的可贵，正在于这份肝胆和胸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