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最后的“繁荣十年”

文：难得叔

翻看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会觉得困惑。照片里的人，长袍马褂，眼神茫然，背景是模糊的街市或是深宅大院。一切都似乎笼罩在一种停滞的、灰扑扑的色调里。这符合我们通常对晚螨清的想象：积贫积弱，死气沉沉，苟延残喘，等着那根最后的稻草压下来。

然而，历史还有另外一副面孔。在甲午战争那场惨败之后，到1911年螨清王朝轰然倒塌之前，有那么十年，呈现出的却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简直可以算是一个“风口期”。经济在发展，工厂在兴建，军队在革新，一副要重回世界强国之列的姿态。这表面的繁荣，甚至让当时不少人和后来的观察者都感到意外：它怎么就突然不行了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晚螨清最后十年的“繁荣”，看看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会发现，这繁荣底下，藏着一个王朝最后的，也是最为疯狂的戏法。

一、一副强大的骨架

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可谓奇耻大辱。按常理，这该是一蹶不振的开始。但清廷的反应出人意料，失败反而刺激了它重建武备的决心。

败仗的硝烟还没完全散尽，仅仅过了一年，1896年，重建海军的计划就启动了。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忙着向德国、英国下订单。一艘艘崭新的军舰，带着“海琛”、“海容”、“海筹”、“海天”、“海圻”这样充满期盼的名字，陆续驶抵大沽口。

尤其是“海天”和“海圻”，属于吨位巨大的二等巡洋舰，是那个时代的“大国重器”。到了1909年，从日本订购的十四艘小型舰艇也全部到位。一度空荡荡的海面上，又出现了钢铁舰队的影子。

海上在重建，陆上也没闲着。从1895年开始，螨清就在编练“新军”。这支军队不再是拿着长矛大刀的旧式武装，而是完全仿照西方军队的建制，使用从国外采购的洋枪洋炮。

到1904年，这支新式陆军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十八万余人。想象一下，十八万装备着先进步枪、火炮的士兵，这对于内部任何可能的动荡，都无疑是巨大的震慑。史料里甚至带着点得意地说，估计太平天国那样的人再起来，面对这洋枪洋炮，也得彻底歇菜。

与此同时，1901年，慈禧太后终于发布了“新政”上谕，承认了几年前她血腥镇压的“戊戌变法”措施是正确的。

这一下，仿佛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松了绑。民间办厂、兴办实业的风气日盛，经济数据看起来也在腾飞。

这么一看，武备强大，经济活跃，这难道不是中兴的征兆吗？

用“盛世”来形容，似乎也并不为过。一个强大的骨架，仿佛正在重新拼接起来。

二、一个尴尬的真相

但在这副看似强壮的骨架下面，却是一个极度虚弱的躯体——国家的财政。

一个国家的运转，军队的装备，工程的修建，最终都要落到一个字上：钱。那么，支撑这庞大军备和经济建设的钱，从哪里来？

答案令人沮丧：螨清政府其实早就没钱了。

鸦片战争之前，螨清的国库每年还有几百万两白银的结余。但是，一场又一场对外战争的失败，伴随着天文数字的赔款，把国库彻底掏空了。

仅仅一个《马关条约》，赔偿金额就是2亿两白银，加上利息和其他支出，螨清最终要付出三亿两以上。这是足以压垮任何一个农业帝国的负担。

从甲午战争之后，螨清的财政就进入了赤字时代。根据史料记载，1896年，财政赤字高达1292万两白银；1899年是1300万两；到了1903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3000万两。直到1911年灭亡前夕，清廷始终是债务缠身。

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一边是账面上触目惊心的财政赤字，白银像水一样流出国门；另一边，却是海军军舰一艘接一艘地买，新军一镇接一镇地练，还要修园子，办庆典。

这戏法是怎么变的？白银是实实在在的贵金属，没法像印钞票一样凭空印出来。既然白银没了，螨清政府又是哪来的钱，支撑起这表面的繁荣？

三、一个疯狂的戏法

戏法的关键，就在于“钱”和“白银”的脱钩。

螨清政府实行的是银本位，白银是硬通货。当白银大量外流后，它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用铜来替代白银。既然白银不能印，那我就印“铜钱”。

于是，从1900年前后开始，一种新的货币——机制铜元，开始大规模进入市场。

就是那种我们在博物馆或者老物件里常见的，中间没有方孔的圆形铜板。比如，安徽凤阳曾经出土过宣统三年的铜元，重量约9克，实际含铜量只值两文多、不到三文钱。但是，螨清政府强行规定，它的面值是十文！

这一进一出，螨清政府每铸造一枚这样的十文铜元，就凭空赚取了七文多的利润。钱财就这样滚滚而来，仿佛点石成金。

虽然赔偿给外国人的是真金白银，导致以白银计算的财政穷得叮当响，但靠着这印出来的“铜票”，螨清政府感觉自己口袋里又鼓了起来。军费、工程款，都可以用这些“铜票”来支付。

但这套戏法要玩下去，有两个前提必须守住。

第一，是管制兑换。螨清政府规定，无论你是英镑、美元还是其他外币，进入大螨清地盘，都必须按官方规定的牌价兑换成大螨清的银票或铜钱。

这样一来，所有等于白银的硬通货都归了朝廷，用于对外支付；而朝廷印出来的那些“假钱”，只能在国内流通。你想用铜钱换回我的白银？对不起，此路不通。

第二，是解决出口问题。朝廷在国内拼命印“假钱”，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折算下来，国内出口商的成本就会远高于国际价格。比如一箱茶叶，英国商人只肯出100英镑（折800两白银），但中国茶商的成本可能高达1000两白银（以疯狂贬值的铜钱计算），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螨清政府有办法吗？有，而且非常“先进”。

反正“钱”都是印出来的，多印一点也无所谓。于是，它开始了大规模的出口补贴：英国商人给你100英镑，你交给我，我不仅按官方牌价兑换给你800两白银的“铜票”，还额外补贴你300两。

这样，商人满意了，朝廷保住了出口和外债的偿付能力，面子也保住了。皆大欢喜。只是，市场上又无声无息地多出了300两白银对应的“假钱”。

这个办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通过疯狂印钞（财政）来补贴出口，维持对外支付能力。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

四、一座沙堆的堡垒

这个戏法，看似精妙，实则是在一座沙堆上垒砌堡垒。

最大的代价，由最底层的人民承担了。朝廷源源不断地把不值钱的铜钱投入市场，买东西，发军饷，付工程款。

结果就是物价飞涨，货币急剧贬值。老百姓手里的铜钱越来越不值钱，生活日益艰难。辛苦劳作，换来的却是一堆不断缩水的铜片。那种无声的剥夺，是深入骨髓的。

但是，螨清廷不在乎。它手里有北洋新军的洋枪洋炮，它认为任何不满都可以用武力压下去。

经济数据看起来蒸蒸日上，海军军舰锃亮，新军步伐整齐，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外国人，都想不到这个王朝会突然死亡。这繁荣，多么真实，又多么虚幻。

所有的戏法，都有被戳穿的一天。

1910年，上海爆发了一场金融危机。股市交割需要的是货真价实的白银，而朝廷和市场上，充斥的都是它自己印的“铜票”。戏法变不下去了，眼看就要露馅。

螨清廷想出了一个它自以为的“妙计”：将民间集资建设的铁路权收归“国有”。怎么收呢？不是用真金白银去买，而是发行所谓的“国家股票”给那些投资人。这等于用自己印的纸，去换民间集资建铁路的巨额真金白银。这已经不是戏法，这近乎是明抢了。

投资人不是傻子。四川、湖南、广东等地瞬间就炸了锅，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爆发了，尤其以四川最为激烈。

螨清廷慌了神，赶紧从湖北抽调新军入川维稳。结果，湖北兵力空虚，1911年10月10日，武昌几个士兵阴差阳错的起义，点燃了燎原的烈火。

一个看起来有钱有枪，强大无比的王朝，几乎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那用铜钱堆出来的繁荣幻梦，也随之灰飞烟灭。

尾声

回顾这段历史，心里总觉得堵得慌。那十几年的“繁荣”，像一场高烧病人脸上的红晕，看起来气血充盈，实则病入膏肓。

它建立在一种极其脆弱的信用和对民意的彻底漠视之上。它用印钞来解决财政危机，用武力来维系虚假稳定，用“聪明”的金融手段来掠夺百姓。它以为军舰和枪炮是根基，殊不知，真正的根基，是民心，是信用，是那种让普通人能看得见希望的公道。

戏法变得再花哨，终有落幕的时候。当支撑一切的信用彻底崩塌，再坚硬的舰炮，也挡不住历史的洪流。那散落一地的铜元，曾经承载着一个王朝最后的疯狂，如今，它们只是沉默的文物，向我们诉说着那段关于虚假繁荣，及其必然结局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