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抉择：“日本人”的诞生与未完成的现代化

作者｜马国川 经济学、历史学研究者，聚焦宏观经济、中国改革史、日本近现代史。办过“马上开谈”视频节目，曾任《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财经》杂志主笔。写过《大碰撞》《重启改革议程》（与吴敬琏先生合著），还有 “日本三部曲”（《国家的启蒙》《国家的歧路》《国家的重生》），拿过 “文津图书奖”，作品被译成英、日、韩文在海外出版——他讲日本史，既有史料厚度，又懂中国读者的关切。

“日本人”的诞生

明治维新的另外一个历史课题，就是将原来只知忠于藩主大名的民众改造为“日本人”。

幕府时代没有“日本国”，当然也没有“日本人”的观念。进入明治时代以后，《五条誓文》、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征兵制等，都在重新定义日本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在重新定义“日本人”，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问题。在岩仓使团考察欧洲时，木户孝允接触到亡国的波兰人民并深受震动，回国后便草拟了关于制定宪法的意见书，强调以国会为媒介来统一人民的必要性。而完整提出“日本人”问题的，是甲午战争时担任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

《国家的抉择：明治维新20讲》

马国川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5年10月

1874 年1 月，时任大藏省代理少辅的陆奥宗光向木户孝允呈送一份长篇大论的意见书《日本人》，指出凡是在帝国政府统治之下的人不分尊卑贤愚、贫富强弱，都应该既有保护国家安全、克服危难的义务，又有共享国家幸福的权利。这是建立新日本的根基，但是现实世界中，日本人并没有同心协力，而是像一盘散沙。幕府末年，长州、萨摩二藩曾经被欧洲列强打败。鸡犬之声相闻的邻藩却认为，那都是外国的战争，与自己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大家都在旁边看热闹。陆奥提出，要促使怯弱萎靡、毫无志操胆略的人民觉悟起来，认识到“日本人之所以为日本人”，从此同心协力地保全国家独立。陆奥用自己的话说出了木户所意识到的“国民”（Nation）的问题。从此，“国民”的形成被提上议事日程。

从最广义的范围来看，明治维新是建设与万国对峙的国家的过程，同时也是形成国民的过程。在构建新国家的时候，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都描绘了“君民共治”（立宪君主制）的设想，自由民权运动同样要求“君民共治”，不过自由民权运动更加强调民为“君主之本”，提倡天赋人权。明治政府内部和思想精英中，也一直存在着主权在民、国家主义两种思想主张。1881 年的“明治十四年政变”后，明治政府内部主张采用英国议会内阁制的势力下野，国家主义思想开始占据上风。

在19 世纪80 年代中期，“日本人是谁”这样的文化问题开始出现。因为面对各项改革，一些人开始怀疑，以西法为师的做法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日本人大力兴建铁路，采用欧式宪法，与欧洲一模一样，那么日本人还有没有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一群年轻人在1888 年组成政教社，发行杂志《日本人》，打出“国粹”的旗号，声称要追寻一个独一无二的“日本”价值，而且在追寻过程中要把它发扬光大。国粹主义者们强调，日本国民具有有别于他国的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日本是一个以共同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政治共同体。自由民权运动引进的nation，被翻译为“民族”，由国粹主义者传播开来。国粹主义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强化日本国民的爱国精神和共同体意识。

来自法国大革命的nation 思想，本来是为了强调一个将人人平等作为共同价值、按照“主权在民”原则而形成的国家共同体而诞生的。个人的国家认同，基于国家对共同体成员的尊重，这在西欧的国家思想中具有悠久的传统。而东亚用汉字所表达的“民族”概念，虽然来自nation，却是建立在“有国才有家”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惋惜的误译，从此着重个人自由的“国民”演变为以共同体重于民权的“民族”。a

与此同时，许多被明治政府派遣留洋的青年才俊回到日本后，或成为大学教授，或成为明治政府中的政治精英。这些人大多接受了德国学派的国家学说，成为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他们认为，必须改变明治维新之前人们只知道忠于藩主，而不知忠于国家的状态，要把日本民众改造成真正的“国民”，因此强调国家主义的“民族”观念。个人被纯粹看作国家的附属品，日本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了过来。一位作家曾讽刺说，明治政府鼓励日本民众“为国家吃饭，为国家洗脸，为国家上厕所”。

1889 年，明治政府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拥有绝对君权，所有的国民都变成了“臣民”。 臣民必须无限地承担义务，而天皇则不需要负有任何责任。明治政府又通过《教育敕语》，强化民众的“臣民”意识。此后，国家主义知识分子对天皇制进行再诠释，宣扬“日本民族”是“以天皇为祖先的一大家族”，天皇是日本大家庭的家长，“民族”又被赋予了血缘共同体的性格。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强化日本人的认同和一体命运感，强化现行的国家体制，强化“臣民”对国家的忠诚。

英国学者巴兹尔·霍尔·张伯伦是日本历史性变化的见证人，他从1873 年开始在日本居住，前后长达30 年，他在1891 年这样写道：

一个人若活过近代日本的过渡阶段，他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老迈感，因为他目下完全活在一个现代世界，上下周围尽是谈论着脚踏车、杆状菌及“势力范围”等现代事物，但其脑海里仍可以清晰记得中古时期的事情。那些亲爱的老武士曾引领我进入日本语的神秘领域，当时梳的是辫子，身上带着两把刀。这些封建遗风现在已沉睡在涅槃中。老武士的现代继承人，现在可说颇流利的英语，日常穿着高领绅士服，望之与欧洲人无大不同，所差者只不过是日本人游移不定的眼光与稀疏的胡子，旧东西好像在一夜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大日本帝国中，这些眼光游移不定的“日本人”地位很低，因为这个国家属于天皇，他们只是必须效忠于天皇的臣民。虽然国会成立了，众议院的议员是选举出来的，但是有选举权的人仅占日本人口的1%，其余99% 的日本人只能是看客。贵族院里坐着朝廷贵族和封建大名构成的新贵族成员，还有一批从明治政府领导人中间任命的新同事。

凭借因甲午战争的胜利而确立的天皇权威，臣民的观念在人民中间扎根。但是，“日本人”尽管心中充满对国家的自信，却不知道未来的日本将走向何方。假如他们中有人长命百岁，就能够清楚地看到，日本就像一艘船在汪洋中穿行，在20 世纪上半叶就要遭受各种灾难，才能驶出惊涛骇浪。他们是这些灾难的牺牲品，也是帮凶。

未完成的现代化

从1868 到1894 年，仅仅26 年时间，日本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明治维新之初，它还是“日本的日本”，面目模糊；26 年之后，它就成为“东亚的日本”，以大日本帝国的骄傲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而且开始奔向“世界的日本”。至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各方面发生的巨变，速度之快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如果放眼全世界，其实日本的变化不过是全球变迁的一部分而已。换句话说，明治维新是19 世纪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一环。进入19 世纪以来，现代化从英伦三岛溢出，向全世界各地蔓延。世界各国先后卷入现代化，改用西方古代一名哲学家话说，愿意的国家被现代化领着走，不愿意的国家被现代化拖着走。作为东亚距离欧洲最远的国家，日本也是最后受到现代化冲击的国家。它和大清国都是被动地进入现代化大潮的国家，但不同的是，日本在推翻幕府统治之后，就开始进行主动的现代化进程。这就是明治维新的实质。

应该说，明治维新在经济上基本是成功的。从19 世纪60 年代到90 年代，不到30 年的时间，日本便崛起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有人称之为“亚洲工厂”。到19 世纪90 年代，日本的纺织业便掌控国内市场，并开始在中国、印度与英国公司竞争，可以说是相当成功。日本船队亦能与欧洲贸易商一较高下，其货运能力甚至远至欧洲。日本虽然起步晚于欧美，但通过努力赶上并跻身于强国之列。

在政治上，明治维新以确立天皇制和形成臣民的方式，解决了国家建设和形成国民这一双重历史课题，但都是“半拉子”工程。1889 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标志着日本成为一个宪制国家，然而现代政治框架并没有带来民主。这一新兴帝国在天皇制和军国主义驱使下，对内压制人民，对外殖民侵略。“日本人”虽然形成了，但是他们不是具有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而是听命于天皇和政府的“臣民”，他们对天皇和国家负有诸多义务，却没有相应的权利。更可怕的是，他们被洗脑，成为民族主义和所谓的“爱国主义”的附庸，成为军国主义的帮凶。

为什么会出现经济领域先行而其他领域滞后的“跛行症”呢？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的分析富有启发性。他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划分为四种辅助系统：

经济的现代化——通过产业化实现的经济增长；

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化；

社会的现代化——从乡土关系和血缘关系的集团（共同社会）向功能化集团（利益社会）转变，从封闭的村落向开放的都市转变；

文化的现代化——从不合理的迷信、旧习等向科学的、合理化的思考方式转变。

富永健一认为，欧洲的现代化是经过政治、社会的内部变革后才有了工业革命，而后起之国是不能照搬这一顺序的。对于非西欧诸国来说，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并非难事，而实现政治的现代化则绝非易事，要实现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与技术模仿或工业生产相比，要改变支配人们生活并且已经根深蒂固的结构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在后起之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经济领域先行而其他领域滞后的“跛行症”。但是因为经济与非经济辅助系统又相互依存，所以前述对立的矛盾充斥于整个社会中，使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变得扭曲。

我们可以利用富永健一的分析框架，来剖析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在国家体制的意义上可以说，明治维新的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的政治体制向现代的政治体制的转换。由于乡土关系和血缘关系的集团、封闭的村落以及不科学的思想方法等与现代化的要求不相容，因此残留着这些元素的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矛盾与摩擦。于是，在1894 年的日本就呈现出扭曲的形象：一方面，它是第一个实行宪法政治制度的非西方国家，也是第一个走向工业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非西方国家，其经济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它将古代天皇制与陈旧的家族观相结合设立的国家体制强加于民，地方的权利和个人的权利被完全牺牲，将日本引入了军国主义的歧途。

一句话，明治维新是一个成败参半的现代化故事。虽然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却影响深远。正如《菊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近百年来，日本奇迹般的成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近乎毁灭的失败，都孕育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所塑造的日本帝国是一个扭曲的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只有完成政治、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日本才能成为一个文明、富裕的现代化国家。可惜，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并没有继续推进现代化改革，扭曲的体制继续扭曲下去，而且在国内外矛盾的催化下，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邪路。只有等到1945 年战败，日本才在美国的占领下重启现代化进程，断然实行各项改革，消除了顽固的“跛行症”，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家。

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明治维新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对于其他追赶现代化的国家来说，明治维新仍然是一面难得的历史之镜，能够为它们提供宝贵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