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二十四史作注的人（上）

《今注本二十四史》的编纂手稿。

《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图据中国社会科学报

　　还背着几百万的“债”，历史学家孙晓反而比以前轻松了。
　　“不像前几次的压力，前几次就是绝望。这一次，我想书肯定能出完了。真解决不了，说实话砸锅卖铁我能把它出完。”
　　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他说话声音很小，要靠近才能听清，心脏刚装支架不允许他像以前那样着急、熬夜了。
　　对面，摆满一整面墙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就是这笔“债”的源头。为了让它们面世，300多位史学家努力了31年。

“我就干这一件事”

　　二十四史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明朝灭亡，成书过程跨越近2000年，是世界上唯一载录绵延数千年的正史。秦始皇巡游的舆驾，诸葛亮五丈原的秋风，唐风宋韵的气象万千，3700多万字见证的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延续。
　　但200多年来，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有旧注，其余20部都没有注释，文辞深奥，又多有讹脱，后世读者难于理解。
　　史料规模的浩繁、涉及领域的庞杂，为后二十史作注，成了乾嘉大师们也望而却步的时空汪洋。
　　31年前，当几位年轻人提出为二十四史全部写下注释，希望让这套史书“能够为更多公众读懂”，“完成它该有的‘现代化’形式”，大家振奋极了。同仁的来信如雪片飞来，有人说这是“文化界的三峡工程”，也有人劝他们，不要搞了，太难，弄不成的。
　　谁也没有想到会做这么久。开创、收获，和颠簸、艰难、不被理解的孤独，都是未曾有过的。项目几次濒临绝境，24位主编、顾问去世，他们大多没能看到自己的作品面世。
　　没有一个团队解散。每个人都清楚，这是“耗时、费力、科研评价不高”的工作，他们默认，自己的名字不会醒目地印在封面上。就像他们注释的史书，从来不只是英雄的独白，更有无数普通人的合唱。
　　“做这样一件事，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自己的使命的理解。”作为执行总编纂的孙晓说。
　　年轻人老了，老师去世，老师的学生也快要退休，只有二十四史变得年轻——因为他们的努力，许多人可以第一次不那么费力，和千年前对话。
　　现在，合唱终于迎来尾声。273册18部史书已经出版，还有6部300余册编纂完成，有望在年底或明年全部面世。而某种程度上，这项工作之所以伟大，并非因为它最终的完成，而是有人敢于直视那片汪洋，然后扬帆驶入其中。
　　北京建国门的社科院宿舍，楼前有片杨树林，人并不很多。1993年，“记不清夏天还是春天了”，阳光从叶隙穿过，影影绰绰，刚评上副研究员的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现古代史研究所）的年轻学人孙晓问他的同事赖长扬，我们能不能出这样一套书？
　　“历代学人对二十四史的研究极其丰富，但与原作分离。要能出一套书，以二十四史注释的方式，把研究成果和文本结合到一起，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孙晓说。
　　二十四史自1739年被钦定为正史以来，经历了三次大规模整理：第一次是乾隆年间由朝廷钦定诸本，形成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第二次是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奔走于“中华文化存亡绝续之交”，组织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三次是20世纪50年代由毛泽东主席倡发，成果是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二十四史。三次侧重各有不同，分别是版本、校勘和标点。
　　能不能再往前一步，加上注释？赖长扬听完非常兴奋，他治史学史，理解更深，觉得这是完成古代正史现代化形式的大事。晚上回去，两人在唯一 一台286电脑上敲下了计划。
　　很快，他们找到古代史研究所的前辈吴树平。上世纪60年代，刚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吴树平，进入中华书局参与了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这个当时的四大文史工程之一，由国家拨款支持，参与者名家济济，即便如此，还是做了20年。
　　吴树平深知校注的艰辛。何况中华书局只做标点和校勘，孙晓他们还希望加上注释。他劝两人，不要搞了，“没有支撑、没有国家的力量来推动，太难了”。
　　赖长扬的回答，吴树平现在还记得：“他说我这一辈子可以什么都不干，我就干这一件事，有职称就有职称，没职称就没职称，有工资就有工资，没工资就没有工资，我就干这一件事。”
　　回想起来，孙晓说，那时候真年轻。“年轻有一个好处，不知道害怕。年轻就是无所畏惧。”
　　他当时预计，五六年能把它做完，再不济，10年怎么也成了，然后他还有下一个计划、下下个计划。
　　科研经费、出版津贴是后来的事，那时的项目都要自己找饭吃。赖长扬、孙晓找了几家出版单位，对方都有顾虑，直到经人介绍认识了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
　　王石记得，两人特别着急，他们说，国内各史都有相当权威的史学大家，只是年事已高，如果不抓紧立项，就来不及了。
　　他被迫切的心情感染，“脑袋一热就决定做这件事”。“我们觉得这是多么好的事，心里很喜悦。”
　　不同于以往由文献学家作注，这一次，他们希望“史家注史”。孙晓解释：“与文献学者关注字词正音与释义不同，历史学者更关注史实的正误与疏通、史料的增益与订补。”
　　1994年，开笔典礼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来贺函，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担任总编纂。他们手里所有的启动资金，是王石从一位企业家手里“化缘”来的84万元。
　　这些钱怎么支撑那么大的工程？后续保障从哪来？谁也没想那么多。
　　“特别自信，来源于对中国社会的一个信心，觉得会有人站出来，觉得会有人跟我们一起做。”王石说。

“为文化化缘”

　　乐观很快就被打破了。项目启动三年，经费开始出现问题，不得不暂停下来。一位企业家又提供了几十万资金，但对庞大的项目而言，杯水车薪。
　　今注本《宋书》团队整齐，推进很快，三年便完成初稿。编委会审读后退了回来，要求进一步修改，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好像没完没了。”主编朱绍侯回忆，“三年之后似乎一切都陷入了可怕的沉寂停滞之中，犹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编委会每隔一段时间会刊发工作通讯，从项目伊始各界的厚望期许，到编纂体例的修订探讨。2002年，通讯突然暂停。
　　一年后，中华文化促进会召开理事会议，王石汇报今注本编纂工作。门外飘着雪，说到开笔10年，多位主编去世，编纂工作因经费缺乏陷入困顿，他当着200多人的面失声痛哭。“觉得太难了，太难了！”
　　转机出现在2005年。《今注本二十四史》项目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这年6月，编委会与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正式签署出版协议，巴蜀书社拟出资3000万元负责出版发行。可好景不长，这场合作很快遭遇资金上的困难，项目又陷入停顿。
　　工作通讯里写道：“资金上的寒酸情形与工程规模、意义之间形成强烈反差。”最难的时候，他们开不起一次主编会议。从2005年到2017年，今注本《隋书》主编之一、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张玉兴只收到过1000元经费。
　　2006年，朱绍侯80岁生日，孙晓代表编委会去探望。老先生一个人住，自己踽踽爬楼梯，“很孤独的一个影子”。他问孙晓，此生还能不能看到这套书出版？孙晓答应他，“一定把它弄出来”。等到90岁生日，书还没有出，孙晓不敢去了。“心里多难受啊。”
　　刘艳强在这段时间进入编辑部，她没听孙晓、赖长扬诉过苦。赖长扬负责联络作者，隔一段时间便去拜访，恳请大家不要把稿子放下。孙晓除编纂业务外，还负责找经费。
　　老电影《武训传》里，武训沿街乞讨任人踢，一捶两个钱、一脚三个钱，把钱攒起来办学堂。孙晓说，读书人也是这样，自己不能生钱，只能伸手要，跟“要饭”一个样，要一点钱，再去做有意义的事。
　　他没少做“伸手要饭”的事。遇到一点可能，就厚下脸皮写一封信，31年，信写了100多封，收信人还有和尚。“化缘化到和尚那。我说你是为信仰化缘，我是为文化化缘。”
　　王石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件事没有人支持？”他记不清跟主编们道过多少次歉。“俗话说，癞蛤蟆垫床脚，全凭一股气。每到束手无策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一只蛤蟆，必须拼命地鼓着。”
　　他跟赖长扬和孙晓说，要不然起诉我吧，也许可以引起社会同情，会有人站出来，支持这个工作继续下去。
　　但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催过稿费。现在回想起来，孙晓都觉得不可思议，没有钱，不知道能不能出，所有的编纂队伍都没有散，编辑部总能陆陆续续收到稿子，总有人在写。
　　据新华社
　　除署名外图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