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澳洲当社工：在第五个人自杀前，我必须搞清这个社区发生了什么邪门的事｜我会拯救你24

大家好，我是陈拙。

活在2025年，你了解过啥传统的风水理论吗？我简单举几个例子。

比如床不能冲门，再比如建房子得讲究藏风聚气，背后有座大山，前面有座小山，左右两侧还有凸起护着，最重要的是中间部分得宽敞。

小时候我总以为这些听起来神秘莫测的，都是故弄玄虚。但前两天发现它们还有点科学道理——

床冲着门摆放，容易受对冲气流影响，睡得不安稳。

最符合藏风聚气标准的四合院，空气流通效率比其他房子高40%，PM2.5的浓度也比其他地方低25%。

总之这些生活上的经验，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科学道理支撑。

但我的好朋友侯小圣却说，有些地方邪门的没啥道理。2018年她在澳洲做司法社工，去过当地一个住满索马里难民的社区。

在这里街头闲逛的男人拦住她要钱；遇见的女人都用披肩包住身体，额角还有明显的疤痕。

小圣大着胆子，用最简单好懂的英语单词找人交流，只为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

这里为什么会被称为“自杀社区”？

墨尔本的天气一向多变，早上出门时阳光普照，几分钟后可能突然下起冰雹。最难捱的是冬季，天一直阴着，总是下着绵绵的雨，整座城市又湿又冷。

每当这种季节，我们社工机构都更繁忙，因为冬天恶性案件高发，每年六月到十月，家庭暴力报案的数量至少会上升四成。

尤其在2018年那个严冬，我至今都记得，自己常常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那不光是因为天气，还因为我看见一条简讯标题：“难民社区自杀妇女人数上升至四人。”

简讯是移民局发来的，类似于每日推送那样的电子读物，多是一些难民有关的信息，譬如难民可以申请新的救济金项目、就业讲座火热举办、福利住房即将完工等等，唯独这句标题被标记成深蓝色，格外醒目、刺眼。

在它下方是简要叙述，三起坠楼和一起上吊，死者都是女性，裁判官全部确认，给出自杀裁定。

除了都是女性，她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全部来自同一个难民社区。

我记得那里的难民多数来自索马里，年初由澳洲政府进行人道主义接收，从接收安置到现在也就差不多四个月，竟然发生了四起自杀事件，而且一起都没上过新闻。

我打开网页搜索受害人的姓名，发现几乎没有报道，也许是因为难民的身份敏感，且以自杀结案，事实认定看起来很清晰。

可是能推送到我们这里，说明背后还有别的事。

我必须亲自去趟这个“自杀社区”，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我要去的地方位于墨尔本西部，从地图上看，社区被准确地分割成四条内部路，二十几栋房子像是集装箱一样排布其中。我和搭档一人两条路，打算先探探风。

资料显示，难民社区属于公共福利住房，每户面积三十到六十平，移民局已经为每个家庭购置了生活用品，我还特意查了那张政府提供的生活用品清单，包括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厨房用具，沙发，床和床垫等等，而且水电煤基本免费，比我们这些开局一张床的留学生全多了，搞得我有点嫉妒。

这种感觉很快消失。天空灰蒙蒙的，下着雨，社区静悄悄的，但我发现，基本每家每户都有人，其中还有很多年轻人。有些在闲逛，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打声招呼，有些只是在家门口站着，沉默，盯着我。

再往里走，忽然有人站在路边，像打车一样伸手拦着我，问我是不是“给他们发钱的”，他们都是方脸，深色皮肤，眼角有点下垂，连体型都是差不多的矮胖，肚子凸出。

“我是定期来看看你们，有什么我能帮忙的”，我尽量挑选一些简单的措辞，发现他们多数能用英语交流，我松了一口气。

但我还是觉得，这个社区里闲逛的人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难民每人每月可以领取800澳元的补贴，如果算着花，还是够吃饭的，我心想，坐在家里就能领钱，可能他们也懒得去工作吧。

再往深里走，我发现难民们搭建的临时厕所。是一个大桶，用铁皮围住，上厕所要把一片铁皮掀开钻进去。这个临时厕所只能用来小便。

每家人轮流负责清理，看差不多快满了，就把桶里的污物倒进附近的草地或树林。看来福利住房也不是那么方便。

绕一圈，和搭档碰头，我们都没发现什么情况，也没碰到麻烦，第二次快走到临时厕所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喊我。

我回过头，看见一个女人，蹑手蹑脚地，一边整理自己的披肩，一边故意压低声音，示意我往最近的屋檐底下走。

她身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个披肩，看起来是一张黑色底，布满绿色和红色刺绣的大毯子，先像戴围巾一样裹住了整个上半身，然后再提起来包住头发，只露出一张脸。

她的肤色介于黑和深棕色之间，嘴唇很厚，看不出年纪，右侧额角有个明显的疤痕，从额头延伸到眉毛，看起来已经愈合很久，已经和肤色融为一体，只剩凸起。

我这才意识到，刚才见到的几乎所有人都是男人，包括小孩。

“你好，”她说英语，我冲她点点头，她像是得到鼓励：“你是来干什么的？”

“我是社工，”我把刚才和其他人说的重复了一遍，她盯着我没有回应，我只能补充：“如果你有什么想找我帮忙的，我给你机构的联系方式。”

她接过机构的册子，小心地塞进后脑勺的头巾里，拉紧披肩，活动活动肩膀，好像是在确保不会掉出去。

这动作有点眼熟。上一个我接触到的藏机构册子的人，是一个被男友威胁分手就杀了她再自杀的案主，她是在社区讲座的时候拿到册子的，随后非常紧张地藏进了袖子里。

我想起那四个自杀的女人，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我一直没等来上次遇到的女人打电话，于是趁着周末，打算再去一次。

社区里无所事事的人更多了，我路过一堆站在一起的男人，一个骑滑板车的小男孩朝我冲过来，喊了两句听不懂的话，可能是让我走开。接着，我就发现了那堆艳丽的披肩。

几个裹着不同披肩的女人坐在路边，我很难分清她们的脸，但是她们的披肩各有不同且都非常精美，坐在中间的女人的披肩是一整块黑色，上面用金色的线绣着鹰一样的鸟。

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婴儿也被同样的黑色披肩包住，好像睡着了。

她们一起默默地盯着我，我没看到上次拿走册子的人，只能硬着头皮打招呼，把我是社工的事又说了一遍。最右侧的红披肩说：“是她。”

她好像在和自己的同伴确认，“一个女孩，对吧？一个亚洲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想弄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就要趁现在。

我在她们对面蹲下来，用尽量避免把小孩吵醒的音量说：“你们在讨论我吗？”

没人回答，我干脆把话挑明：“你们社区里一直有人自杀，对吧？可以给我讲讲具体怎么回事儿吗？我们机构专门负责这个事情。”

“我们看过册子，”黑披肩告诉我：“娜沙给我们看的。”

黑披肩告诉我，她叫提莫，娜沙应该就是上次藏起册子的女人，只是今天不在。

“她在工作，因为她要养家，她有两个孩子，还有老公，父母，和祖父母，”提莫开始掰手指头，“她是清洁工，其实根本养不起这么多人，她累坏了。”

“我看到她额头上有个疤，”我碰碰自己脑门上相应的位置，“是工作的时候弄的吗？”

提莫说：“那是她小时候骑车摔的，那时候我们还在索马里。”

我从没去过索马里，只知道那里一直有局部冲突，以及有海盗。

提起家乡，提莫和其他两个人话开始变多，她们从小一起长大，因为战争失去了家，一起来到这里，“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流离失所者营地，就是帐篷区，每个人都受伤了，有医生，但是没有消毒用的东西来处理伤口，很多人的伤口会发烂，流出脓液，招来虫子。除了打仗，还有干旱，我们大概一到两天才能喝到一次水。”

她们讲话很慢，有些词得想一想才能说出口，我第一次在新闻之外听到这样的有关战争的细节，我感觉我好像僵住了，雨飘到我脸上，这时候必须全神贯注地听，甚至擦脸都是对她们的不礼貌和不尊重。

在营地呆一段时间后，政府组织运力，把他们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看似是回到了平静的生活，但是家被炸光，亲人惨死的画面仍然烙印在他们脑袋里。

提莫左边的女人说：“我爸爸走出家门，还没来得及关门就中弹了，他直接倒在门上，门没法推开，被他的尸体堵住了。”

为缓解这些创伤，“很多人开始喝酒甚至吸毒，没有真正的毒品，可以烧一种植物，吸它的烟雾。没钱买酒，有人酒精兑水喝，差点死了。”

这些难民原本有禁酒的戒律，但是在丧失家园和亲人的痛苦面前，那些戒律都失效了。提莫说，大家需要喝酒才能睡着，每次做噩梦，每个人几乎都会再喝点酒重新入睡。

讽刺的是，这里的女人一直在生育，怀孕造成的生理反应让她们避免了酒精成瘾，闻到酒味就难受。但是男人就不一样了，很快一些人对酒的依赖性变重了，比如提莫的丈夫。

“他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提莫下意识地放缓了语气，“只是他现在不太清醒，我知道那是因为他很伤心，很害怕，但是他必须醒醒，他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我尝试解读她的话：“你是想让我帮你丈夫戒酒还是？”

“他喝了酒变得很可怕，完全不像他，”提莫自顾自说下去，连绵不绝的雨像保湿喷雾，我时不时得抹一把脸，提莫的声音在雨幕里渐渐有些激动，直到她终于说出“他会打我”，我心里的猜想得到了证实。

在场的四个女人一起冲我点点头，静悄悄地说：

“我们，他们会打我们。”

谈话过程中，她们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我听不清，想让她们大点声说话。

结果，每个人都露出惊慌的表情。

她们告诉我，不能大声说话，就算做家务，也必须小心翼翼，避免把丈夫吵醒，不然就会挨一顿打。

但是有些家务是不能控制音量的，比如洗衣机或者做饭，她们只能看看今天谁家丈夫没有醉酒，就到谁家去做饭，免得惊扰家里醉酒睡着的丈夫。

这些女人已经习惯悄悄地说话，蹑手蹑脚地走路。

我想起有一部恐怖片，怪物凭借声音辨别人类，出声就会被吃掉。

除了吵醒丈夫会挨打，和陌生人说话也会挨打，所以这些女人只能悄悄地见我，不能让丈夫知道她们和陌生人说话，更不可能将我带到醉酒的丈夫面前“和他们沟通”。

对她们来说，那将面临着好一顿毒打。

就算没有肢体暴力，有些女人也活在精神伤害的阴影下。

其中一个自杀者，她的丈夫酗酒严重，控制她不让她出门，在她下班回家的时候会搜身，把她所有的钱都拿走。女人们尝试保护她，让她在自己家住一晚，但她的丈夫会挨家挨户地砸门，让她们把自己老婆交出来。这个女人觉得不能连累朋友，每次都选择主动离开。

回家路上，丈夫一直用脏话骂她，这样的情形每隔几天就会上演，直到有一天她选择了上吊自杀，就在自己家里。

发现她尸体的时候，是一个女人报的警。警察问了她很多问题，她告诉警察，死者和丈夫关系不好，他喝酒，还经常骂人。她的丈夫辩解说妻子死的时候他根本不在家。

我问报警的女人：“这个男的有报复你吗？”

她说：“他有时候会恶狠狠地盯着我看，但是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我能理解死因裁定官的自杀裁定，但还是觉得愤怒，一件有证人的家暴致人死亡案，就这么被放过去了。移民局和福利机构的人来来往往，他们就什么都没发现吗？

提莫回答了我的疑问：“你说的那些人已经很久没来了，他们的工作只做到安置结束，发救济金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也是直接到卡里，不需要亲自来。”

我终于明白整个“自杀社区”是怎么搞的了。

战争的创伤、恶劣的生存环境压在这些家庭身上，为了缓解创伤与沮丧，男人们选择酗酒，但酒精成为了暴力的催生剂，最终所有压力、情绪和狂暴，都释放在这些女人身上。

像过去处理的案子一样，我第一反应是帮助她们脱离环境，惩罚家暴犯，开始新生活，于是向提莫宣布我的计划：我会找一些同事来，把她们带出去，住进临时庇护所，等处理完家暴犯，确认人身限制令生效，再帮助她们找工作。

出乎意料的是，提莫和她的朋友们一起摇头。

我不死心地问她们：“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如果你们害怕被报复，我们和警察都能提供帮助。”

提莫严肃地回答：“我们都很难过，我们在想办法。”

我赶紧追问，她犹豫一下，让我找个工作日早上来，最好是八点前。

周一早上六点半，趁着醉酒的丈夫们没有醒来，我再次踏入难民社区，见到提莫和这些女人的“办法”。

提莫一见到我，立刻冲我比划嘘的手势。她把我带到外面大路上，有几个人在等着。我只能靠披肩识人，不过还是一眼看出娜沙，就是我一开始遇到，藏起册子的人。

“我们有一个小团体，”提莫跟我介绍，“成员比这多得多，基本所有女人都是小团体的一员，除了小孩和太老的人，我们会保护她们，现在是早上，大部分人还在睡觉，是安全的，我们等下会去上班。”

她们叫自己“自救会”，核心成员有十个人，平时用上下班做掩护，比如提前出门再聚到一起，或者下班的时候在路上见面，但是要控制好时间，回家不能太晚，避免惹怒丈夫。

如果谁回家发现自己丈夫喝醉了，可以想办法找核心成员求助，她们虽然会说英语，但是大部分都不会写字，只能通过打电话再挂断，或者在短信里发送符号的方式求助。

女人们不仅仅提防着自己的丈夫，还会替其他人做好“提前预警”，比如今天下班回家，遇到谁的丈夫一身酒气走在社区里，她会马上通知对方，让她趁着丈夫没回家，出门躲躲，并且和自救会成员通气，看看谁能收留她。

她们中有几个人的家被称作“安全家庭”，其中一个就是帕雅，因为她的丈夫有一份司机的工作，有时不在家，即使在家也不喝酒，也不对帕雅动手，在社区堪称“模范丈夫”。

帕雅作为自救会核心的一员，会想办法收留那些挨打的女人，有人来求助，丈夫不在家，帕雅就会悄悄把她留下，让她在自己家里待一晚。她们还约定了一些暗号——如果敲窗而不是敲门，那就意味着“我需要暂时在你家避一避”。

这些女性选择了抱团自救，但是从未听说过“心理咨询师”或者“社工”这种角色。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打游击一样的互相帮助，互相安慰。

她们通常是在帕雅家聚会，有时只是围坐在一起，互相抱着小声哭，哭够了也要面对不得不回家的现实，哭声和恐惧一起，混在夜里不断飘来的酒气中。

即使在帕雅家聚会，她们也要顾及帕雅的丈夫今天是不是回家，如果他今天回来，这些女人们就不会待到太晚，“安全屋”像是南瓜马车，只生效几个小时。

包括帕雅自己，也会在心里滋生出一个念头，她说：“我丈夫现在很好，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也变成那样，如果他看到家里有很多人，打扰他休息，会不会也打我？”

我想不用我说，她们也明白，这个“自救会”不过是一种“惹不起、躲得起”的招数，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遭遇暴力的人无法离开，那就想办法直接解决施暴者。”

这是我针对这件事在晨会上的发言。不管提莫和这些女人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走，我还是得想办法帮她们。

同事们听我描述完具体的情况，最先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可以介入的机构力量：当地戒酒会。

“恐怕不好办，”搭档第一个反对：“难民听我们的吗？”

她说得很有道理，对难民的介入一直是难点。很多难民不懂英语，即使会说英语，对社工是啥也没概念，只会觉得是政府来找茬了，而且长期酗酒的人本身就无法沟通，你说有个戒酒会是否参加，对方可能先打你一顿。

“你们说，这算恶性预警吗？”有个同事发言。

还真行，我心想。

恶性预警是指某个特定范围内的紧急事件，比如某个街区频繁出现抢劫事件，那么就可以向市政府提交申请，增派巡逻警察和安装更多摄像头，属于公共事件恶性预警，像这个社区的酗酒事件已经被证实和家暴有联系，也同样可以视作一种预警。

墨尔本没有全面的禁酒令，只有针对不同地区的禁酒令，在有预警的情况下，可以由社区投票，提交申请，来要求一个针对社区的禁酒令。

我们需要做的是动员超过半数的成员提交申请。

我找到一位会说索马里语的同事，制作了英语和索马里语版本的意愿书，准备拿去给提莫她们先解释一下，再悄悄潜入社区，收集女人们的意愿签名。

我们打算以社区为范围申请一个禁酒令，生效后会有警察巡逻，如果看到醉酒或者携带酒精制品的人，可以处以罚款。

最关键的是，警察每天定时巡逻和夜间巡逻可以阻止暴力行为的发生，就算后半夜警察不在，这些男人也会有所忌惮，因为警察每天都会来。

我认得提莫的家，但是我不敢贸然地敲门，只能在楼下随便抓了个人，让她帮我找提莫，她叫萨菲亚，我把意愿书塞她手里一份，她看了看，迅速把脸埋在披肩里，声音很小：“他喝了酒发脾气，也不能算暴力吧。”

她手臂上的疤痕像条暗红色的虫子，看起来是近期才有的，像是被刀之类的锐器划的。

萨菲亚给提莫打电话，让她下来，然后迅速地走开了，她欲言又止地看了看我，意愿书攥在手里，犹豫了一下还是带走了。

“一个好主意，”我和提莫说，“不把你老公抓走，也不让你们搬家，但是能让他不喝酒，听不听？”

提莫凑得很近：“咋让他不喝酒？”

我递给她两种语言的意愿书，她看得很认真，轻轻摸了摸那些文字。

我告诉她，除了有再喝酒就罚款这种强硬手段，也有医生帮忙，提供安全的药物，那些药吃了，再喝酒就会难受。

提莫接受了我们的提议，她把这事儿理解为“政府来管我们了”。帕雅是我们第二个说服的人，因为她老公本来就不喝酒。

但是其余大多数女人的反应和萨菲亚如出一辙。像提莫这种能说出“我们一起来的”的人少之又少，她们认为自己是跟着丈夫逃离战乱来到澳大利亚的，老公的话更像一种规矩。

更糟糕的在后面，一开始社区里风平浪静，提莫答应帮我和其他女人说，她和自救会的成员都答应签名，但很快她告诉我，有个朋友求她不要再宣传这个了，因为她把“不能喝酒，不能打老婆，不然警察就来了”告诉了自己的丈夫，丈夫说她要是再听别人挑拨离间，就把她和孩子送回索马里。

“我们不会被送回索马里吧？”提莫问我，我说那是她老公胡说，怎么把一个大活人送走？他有什么天大的权力，能让澳洲政府把一个人驱逐出境？

“我没想到她会告密，”提莫懊恼地说，“我看她走路不利索，应该是告密又挨打了。”

“你这么和她说，”我告诉提莫，“你说如果你老公再这样，他会先被送回索马里。”

“她可不敢，”提莫笑得有点尴尬，大概是想起来自己有时候也会挨打。

我想到提莫她们的证件。问她护照在不在自己手里，她说在。

我说，那就没有人能让你离开这里或者控制你。

提莫告密的朋友，让我意识到投票申请必须要快，而且必须成功。

酗酒者之间也会互相传达信息，拖得日子长了，他们恐怕会联合起来，暴力威胁家里的女人，命令她们不许掺和这事。

更可怕的是，万一投票失败，而这些女人又不愿意离开，等待难民社区的，就不只是自杀，恐怕还会出现虐待致死案件。况且，酗酒的人会出门，会在外游荡，有概率在社区外袭击他人，犯强奸罪或者故意伤人。

光凭我和搭档显然人手不足，太慢了，必须找到社区里的人帮我。

自救会里有个女人叫玛丽卡，她每次都在，也早早签字了，但是基本不说话，看起来是个典型的“老实人”。但提莫告诉我，她们保护自己的同伴都采用的是惹不起躲得起的战术，只有玛丽卡在内的几个人是会尝试拉架的，代价就是自己也会受伤。

我对玛丽卡有点刮目相看，于是问她：“你能不能也帮帮忙发动其他人写这个申请？文件格式我都做好了，填信息签字就行。”

玛丽卡除了帮人拉架，提莫说她“什么也不怕”，她像是这个社区里的警察，看到有男人醉醺醺地走过，会骂他们是废物。

老公喝醉了要打她，她摸到什么就拿什么和老公对打，玛丽卡的世界里只有战斗，因此她对自救会这种靠躲避免挨打的行为有点不屑一顾。

但她不能保护所有人，因此我向她解释禁酒令的时候，她明显听进去了，问：“真的？”

说话的工夫，玛丽卡一直盯着不远处，我问她你在看什么，她说在等朋友下楼，她如果没下来，保不齐就又在家挨打了。

“我要去看看，”她把披肩一扯抱在怀里，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女人不穿披肩的样子，原来她穿的是拉链运动服，跟我平时穿的也没啥区别。

我跟着玛丽卡，她气势汹汹地走过去敲门，里面一开始没有声音，后来有人来开门。

一开门，我闻到浓重的酒气，门里一个个头不高的男人眯着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聚焦，他张嘴还没说话，臭味已经飘了过来，胡子上有一些酱料和水果的残渣。

他不说话，看了玛丽卡一眼就要关门，甚至直接无视了我。

玛丽卡一脚把门挡住，问他艾米丽在哪里。

我怀疑这个男的把脑子已经喝坏了，他的目光十分飘忽，反应速度也奇慢无比，等了至少半分钟，他冲我们大喊：“艾米丽！”

我终于看到了艾米丽长啥样，她很快跑出来，步伐很慌乱，我感觉她小腿有点发抖，好像站不住，她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好像这种笑容是长在她脸上的一样，玛丽卡不管那么多，她把自己的朋友一把拽出来。

我也走过去扶住她，三个女人和站在门里的男人默默地对峙。艾米丽轻声劝说自己老公回去，说自己要上班，我能感觉到她的腿在发抖。

最后艾米丽的老公关上了门，她松了一口气，玛丽卡很不满地问：“你挨打了？”

“推了一下，”她说话含糊不清，“我小腿磕在床上了，没事没事。”

“恨铁不成钢没用，”我趁机鼓动玛丽卡，“你一个人帮不了所有人的。”

玛丽卡最后答应我，就是抓，也把人给我抓来。

我算过，除了未成年人不能参与和一些老年女性，这个社区总计一百三十九人，能够独立签署文件的女性为79人，按照超过半数就符合向市政府提交的要求，只要70人签字就可以。

我甚至病急乱投医，问帕雅，你老公能不能签字？

帕雅惊异地摇摇头，说应该不能吧。

我每周都要跑到社区两次，基本选在清晨，这是提莫之前教我的，这个时候最安全，女人们起床上班，沉默地走出社区，有时候就会有人朝我走过来，小声问我：“签字的啥东西？我能签字吗？”

玛丽卡有一天带着一个女人来找我，她冲我举起手机，上面是预先编辑好的文字：“我不会说英语，我能帮上忙吗？千万别让他知道。” 她把手缩在袖子里，不敢看我。

我保证绝对不会被她老公知道。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 “表态”。

她们有些让上学的孩子代写名字，有的用口红在纸上按个印交给我，还有的干脆画一只鸟当签名。她们总在清晨出门时候找到我，把文件飞快塞进我手里，像传递什么秘密。

收集到七十份文件的那天，距离我第一次走进难民社区已经过去了四个月，尽管依旧多雨，气温却在回升，太阳舍得出来了，墨尔本的冬天也要结束了。

西区难民社区的禁酒令赶在圣诞假期之前获得了许可，附近的一些餐馆还被撤销了酒牌。

社区禁酒令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巡逻时间，酒精制品严禁携带，罚款一次二百，酒醉状态下需要接受盘问，甚至可能会被监禁。

市政府已经把禁酒标识挂在了路灯柱上。我和同事把两种语言的禁酒令分发进社区，这次正大光明地到处发，挨家挨户塞进信箱。

然而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这里的女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离开？

直到有一天，提莫邀请我去她家里。

走进她的家，扑面而来是洗衣液的味道，几件衣服晾在椅背上。

这个家看起来是那种“怎么收拾都没法很整齐”的类型，几大包婴儿纸尿裤堆在地面上，电视柜的抽屉被拉开，里面放着床单。

厨房狭小，几口锅叠在一起放在炉灶上，地面上散落着很多毛絮一样的东西，提莫一边和我说话，一边用扫把扫地，但是毛絮质量太轻，她边扫边飞得到处都是。

“毛巾掉毛，”她突然向我解释。

我们进来的同时，卧室门应声开了，一个只有几岁大的小孩站在门里，叫了一声妈妈，发现还有我这个陌生人，有点犹豫自己该不该出来，把门虚掩了起来，只露出半张脸。

我花了几分钟弄清楚了这个家庭的人员构成，提莫自己，提莫的大女儿，二女儿和她刚出生的小女儿，她老公，还有她自己的妈妈。

我在档案里看过，难民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到这里的，一间住房要容纳六到十名成员。他们通常几代人挤在同一屋檐下，床不够用，只能像排值日表一样轮流睡在床上，没排到的人睡在地上。

一张桌子容不下这么多人一起吃饭，大家就一起坐在客厅的地面上。通常这种房型只有一个浴室，一家人需要排队洗澡，一旦有人生病，立刻就会传染给一家人。

“这些孩子都多大？”我小声说。

空气里有一股残留的紧张和对抗的气息。提莫说，最大的女儿五岁了。

我们聊着孩子，很快，话题转移到提莫的丈夫身上。

她和丈夫从小一起长大，一起来澳大利亚之前，孩子刚刚出生，他想着到了澳大利亚，立刻找个工作，稳定了，再学个摩托车驾照。

提莫说：“他喜欢开摩托车，一直想买一辆，经常收藏二手摩托车网站的链接。”

墙上贴着提莫丈夫的照片，他留着络腮胡，穿米色西装，打红色领带，搂着提莫的肩膀，背景好像是一片海滩。

提莫告诉我，那是圣基尔达，墨尔本的一处海滩。

那是两人刚到墨尔本的时候拍的。那时她丈夫在积极地找工作，虽然还是要通过喝酒入睡，但是还能克制自己。

夫妻俩逃离硝烟，来到异国，生活似乎刚刚有了点希望。

转折点就在冬天。提莫的丈夫总说自己冷，即使开了暖气，也说自己“快冻僵了，得喝点酒暖和”，提莫想要去医院开安眠药，但是她对出门要和医生说话这件事很抗拒，她怕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听不懂医生说的。

“我们第一次动手是我不让他再喝了，抢走了他的酒瓶子，他突然冲过来一拳打到我肩膀上，然后把我摔在地上，我只来得及把孩子们推进房间里，并且喊着让我妈不要出来。”

提莫瞬间充满泪水，“我知道他很难受，但是他不能再喝酒了，酒精把他毁了，他这样下去会死的。”

“我们好不容易一家人一起安顿下来，我还是想救救他。”

我无法描述我的感受，只是忽然明白，自己时常忘记，他们和我不一样，这些人不是自愿来到这个国家的，而是被战争驱赶到这里的。

这是她仅剩的家，她不想在异国他乡再逃跑一次，而是想要尝试救救自己的丈夫，救救自己仅存的家人。

在提莫眼里，只有自己的新生活，不是她想要的。

禁酒令虽然顺利颁布，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没完。

这里几乎每个人都是家暴受害人，需要被介入，我们定期打电话过去，也会组织她们来机构，询问家里的男性成员是否还有酗酒的现象。

尽管提莫和其他人说过一些挨打的事儿，但是在机构里，我们会围在一起吃点东西，聊聊最近发生了什么。

有时候会有女人试着提起一点挨打的细节，我让她们每个人都在口袋里放个熟悉的东西，比如孩子的小发卡，一边说话一边慢慢数它的纹路，可能会舒服一点，每次来机构，我们都会写积极的日记，“今天比昨天多睡了半小时，也是很棒的事。”

记得当初，我对这些女人有点“怒其不争”，可是现在，我觉得她们很有勇气。她们勇敢地去捍卫自己的家，维护自己的生活，而我愿意尽可能地帮她们处理伤口。

我曾经握住过这些女人们的手，提莫一紧张，就抓我胳膊，她手劲儿大，把我攥成米其林轮胎，帕雅手上总香香的，还有很多别的人，她们在清晨的雾气里悄悄靠近我，手心紧张地冒汗。

对我来说，这是社工机构应尽的职责，今天帮这个社区申请禁酒令，明天来了新案子，可能就要帮那个社区组建联防小队，但对于这些初来乍到的女人们来说，她们脸上“这种事有人管”的表情，是我在职业生涯里最珍惜的东西。

因为她们是沙漏里最“底下”的沙子。

一旦社会或者生活里发生动荡，沙漏颠倒，所有的重压都会逐渐累积到她们身上。就比如这场战争过后，家人还能喝酒逃避，而她们只能承受一切，直至自杀。其实，这问题哪会只发生在一群索马里人的身上呢？

我想到曾经身边的那些亲友，破产的、遭受诈骗、家破人亡的，总是有一方可以先抽身离去。

我讲这个故事分享给一个朋友时，他问我，如何确保每一次都能拯救这样的人，不让她们陷入绝境？

我犹豫很久，发现自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我只能试着让他明白：世上没有一种悲剧是可以每一次都被阻止的，但我们一定能去帮助自己见到过的这一次。

在故事前面，几个难民女人在讨论侯小圣时说：“一个女孩，对吧？一个亚洲人？”

这句话，我想多少是有质疑在的。但是随着侯小圣一次次出现在这个社区，帮助她们申请禁酒令，将“怪物锁进笼子里”，这种质疑的腔调消失了，没有人再质疑，这个华人女孩是否有力量去帮助她们。

记得曾经有人告诉我，华裔想要在澳洲那片土地生存下来，唯二的出路就是开饭馆，或者做房地产销售。

我想，侯小圣就是对这种说法最有力的回击。她不光在那片异国的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还在运用自己的本领，帮助更多人。

这些年，天才捕手记录了很多海外华人的故事。归根结底，我们想记录这些人的勇敢，记录他们开拓进取的气魄。

我想，侯小圣就是这些人里最好的代表之一吧。

侯小圣在澳洲的职业正式名称叫司法社工，职责是发现弱势群体，用当下最科学的方式去为他们解决难题。

自从2021年开始，她的工作在天才捕手被记录成21篇故事，算下来有二百万人看过。

我们精选其中十篇社工工作手记，十个女孩互相拯救的故事，把它们整理出书，就叫《在家与彼岸之间》。

在这本书里，你能看到一个华人女孩，在海外怎样勇敢成长，又闯出一番怎样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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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 月半 迪恩

插画：大五花